观照社会与人生的窗口——“加拿大电影回顾展”观感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观照社会与人生的窗口
——“加拿大电影回顾展”观感
李恒基
过去，我们几乎无缘结识加拿大电影。这次陆续在我国六大城市举行的“加拿大电影回顾展”终于为我们提供了窥豹一斑的机会。回顾展映出的20来部故事片和9部短片，大多是近一二十年来的作品。通过观摩，我们既可对加拿大电影的近况有所了解，还可以从一些侧面加深对加拿大社会和人民的认识。
加拿大的短片和纪录片久负盛名。据粗略统计，它们曾在各种国际电影比赛场合获奖500余次。从这次回顾展上映的9部短片来看，果然各具独到的匠心。《邻居》和《椅子的传说》象两出寓意浅显的哑剧，可是从道具到人物却具有动画片的品格，真人扮演的人物举手投足乃至面部表情，都如同动画片里的木偶或卡通人物的动作。《双人舞》和《弗拉曼戈舞》虽都以舞蹈为主题，美学追求却迥然有别。前者主要铺陈舞蹈者合乎韵律的动作所造成的光影变幻。后者似乎只记录授舞过程，其实影片的进展以弗拉曼戈舞的节奏为基础，粗犷而奔放的舞步，迸发出感染力很强的情绪。加拿大的短片和纪录片大抵如此：普通的题材往往依托不寻常的构思，从而使题材得到某种升华。
同短片相比，加拿大的故事片可谓大器晚成。虽然加拿大电影至今已有将近90年的历史，可是故事片生产直到60年代才得到发展。倒不是因为加拿大缺少这方面的人才，主要由于加拿大的电影市场自20年代起就被好莱坞霸占。60年代初，大概是法国新浪潮影响所致，“纪实热”忽然染遍各国；用纪实手法拍摄故事片，一时蔚然成风。加拿大本来在拍摄纪录片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面对“纪实热”岂能不为所动？于是先在魁北克、继而遍及加拿大，一个以拍摄纪实性故事片为其特征的独立制片运动应运而生。过去对独立制片不予资助的加拿大政府，其时也终于采取扶植的财政措施，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
加拿大的纪录片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在纪录自然环境的同时不忘人的主题，着力地表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60年代的加拿大故事片继承了这一传统。固然，纪实手法在表现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有其优越性，但是若要把这一主题引向深化，显然尚嫌不足。这次回顾展映出的故事片全部是1970年以后的作品。从这些影片看，加拿大电影自70年代起已超越客观纪实的局限，而向着三个方面继续发展：
一是走向社会批判。如果说《朋友之间》（1973年）基本上还只是对社会上一个被人忽视的侧面作不予臧否的纪录，那么，《雷雅娜·帕多伐尼》（1973年）和《命令》（1974年）则已无情地触及社会政治。《命令》以纪实手法触目惊心地描绘了滥捕无辜的政治事件，《雷雅娜·帕多伐尼》以冷峻得令人心寒的揭露，层层剥开了“正人君子”与黑社会勾结的内幕。
二是追溯历史。这次回顾展中，历史题材的影片为数不少。《父亲骗我》（1975年）、《老师难当》（1977年）、《摄影师马丁》（1977年）、《灰狐》（1980年）、《玛丽亚·夏德莱纳》（1983年）、《普鲁夫一家》（1981年）等影片，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幅自本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加拿大城乡风貌的真实画卷。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影片作者们再现历史并非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通过追溯历史，进行社会文化的反思，以寻求造成今天现实的根源。
三是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回顾展中有好几部影片被称作“风俗剧”，因为它们如实地（有时甚至琐细地）描绘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其实，这些影片透过家庭成员间、朋友间、主仆间的关系描写，揭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紧张活动。影片《揪心》（1979年）、《如释重负》（1979年）、《春分》（1985年）、《忠诚》（1986年）乃至于《马里奥》中的不少人物，无不受到难以排遣的危机感的折磨。由血缘或友谊所维系的亲密感情包含着一触即发的排斥、疏离、破裂和幻灭。有些影片对各种近乎病态的内心世界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也有些影片（如《巴赫和小东西》〔1986年〕）则侧重抒发人类美好的感情。同时我们也发现一种与“纪实”距离渐远的风格化倾向已露端倪。然而电影由其群众性所决定，电影艺术家其实并无孤芳自赏的权利。与风格化相对立的通俗化倾向依然存在。《亨利》（1985年）和《疯狂的月亮》（1986年）虽无深邃的内涵，但因其含义浅近，形式通俗而受到群众欢迎。
继承了纪实传统的加拿大故事片，由于扎根于本国题材的土壤，起步虽晚，发展却很快，自70年代中期起，一再赢得国际声誉。我们仅从回顾展映出的影片看，便可以证实，这些声誉它是受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