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年与十四年的交叉点上——重访滁县地区的思考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在八年与十四年的交叉点上
——重访滁县地区的思考
吴象
位于皖东江淮之间的滁县地区，作为“大包干”的故乡，曾引起了全国的普遍注意。从凤阳县农民创造“大包干”到现在，又有八年多了。深入改革后，滁县又出现了什么新的情景？恐怕是不少人都很关切的吧。
5月上、中旬，我又一次来到滁县地区，由南而北访问了5个县、12个乡镇和一些村庄、农户。熟悉的地方，熟悉的面孔，那冲破“左”的坚冰、挣脱“两个凡是”的枷锁终于真正成为土地主人的喜悦，那从破旧的泥草房里扛出一袋袋余粮向粮站走去自豪的脚步，那阳关道与独木桥激烈争辩中坚定的信念，那连年丰收近于陶醉的满足和对商品经济发展不知所措的迷惘……不同年份的回忆和当前现实的情景一再重迭，新变化、新事物和新矛盾、新困难互相交织，不断地迫使我沉思。我仿佛看到，已经征服了饥饿、为改革带来的欢乐所鼓舞的人们，在党的路线指引下，正迈着艰难而又顽强的步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探索。
滁县地区近350万人，辖7个县（市），是个地势平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的农业区。但“大包干”前，这里大部分农民却过着“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困苦岁月。特别是北部的定（远）、凤（阳）、嘉（山）是安徽省最穷困的10个县中突出的3个，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四五十元。每到冬春，总有大批农民携儿带女外流逃荒要饭。逃荒逃荒、越逃越荒，恶性循环，每况愈下，不得不另找出路，也许这就是“大包干”在这片土地上先冒出来的原因之一。是否如此暂可不必深究，但无论如何，“大包干”确实成了滁县地区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1984年是滁县地区实行“大包干”的第6年，也是全地区农业的第6个丰收年。粮食总产量达25.1亿公斤，农业总产值达15.5亿元，分别比实行“大包干”前的1978年增长118.3％和118.6％，实现了翻两番。随着农业的连年丰收，向国家交售的粮食也越来越多，农副产品的商品率有了很大提高。国家过去曾确定滁县地区征超购任务为2.6亿公斤，但从没有一年完成过。1979年是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全区粮食的入库量达到3.1亿公斤，超额19.2％完成了任务。以后粮食入库量连年大幅度上升，1984年达11.38亿公斤，相当于“大包干”前全地区粮食的总产量。这一年全区人均向国家交售373公斤，接近全国粮食人均占有量，粮食商品率由1978年的11.2％上升到45.4％。7个县（市）都成了国家商品粮基地县。
1984年以前粮食生产的迅猛发展，在全国有普遍性。滁县地区尤其是定、凤、嘉三县把过去一些荒地种上了，面积有所扩大，上升的幅度更大，可说包含一定的恢复性。问题是1985年全国粮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不少产粮区发展的势头受阻，而滁县地区一年粮食总产却比上一年又增长6.9％，达到26.82亿公斤，1986年又比1985年增长4.9％，达到28.16亿公斤。1985和1986年的实增数，远远高于过去六年间平均年增长的0.59亿公斤。今年小麦又丰收在望，预计可增产一成左右。
起初我曾担心，是不是因为集中力量抓粮食生产，影响了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正是最近两三年，滁县地区的农村商品经济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
滁县地区和许多农业区一样，乡镇企业的基础非常薄弱，1978年总产值只有0.75亿元。“大包干”后开始有所发展，到1983年陆续增加到1.72亿元，5年间平均年增长只0.2亿元。1984年翻了一番多，总产值达4.19亿元；1985年又翻了一番多，达9.23亿元；1986年在连续翻两番的基础上增长54.7％，达到14.2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37％以上。与此相联系，大量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离开耕地进入二、三产业。到1986年底，总数已达32万多人，占全区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3％，农民人均收入上升到471元。这些，只表明商品经济刚刚起步，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显然差距极大。但在滁县地区本身，却构成了一幅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农村繁荣兴旺、充满活力的图象：粮食生产正在向商品化发展；多种经营正在由自给半自给性的家庭副业变为商品性的庭院经济；乡镇企业“五轮驱动”，横向联系不断有新的突破；在农村传统集市的基础上，兴起了一批辐射面广、凝聚力强的专业市场。当然，大发展中问题与困难必然更多，工作上的缺点、失误也难以避免。地委书记陆子修说：“同1983年相比，我们翻了两番还多。但翻来翻去，还不抵发达地区的一个零头。”这一句话，是对形势清醒的估计，也透露出对未来发展的高度信心。
在凤阳，我们遇到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孟富林。他用八个字概括滁县地区的特点：持续、全面、大步、创新。持续发展了8年，第9年仍然是方兴未艾之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贸、服、建、运全面发展，全区7个县莫不如此，无一例外；发展的步子都相当大。他认为这一切来源于最后两个字：创新。早在农村改革之初，党中央就一再强调，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不断创新；一再强调要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滁县地区的同志一直是这样做的。他们重视倾听实践的呼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认真总结群众经验，然后勇敢地带领群众开拓前进。这就是全地区得以年年发展、日新月异的诀窍所在。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农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神贯注地抓农业、抓粮食已经不够了，要学会总揽农村经济的全局。仅仅就事论事地总结当地的经验也不够了，要学会用商品经济的新观念去观察问题，总揽两个文明建设的全局。1986年，滁县地区取得了持续八年的大发展，但外部内部的新矛盾、新困难却令人越来越担心发展的势头能持续多久？如何才能登上新的台阶？围绕这个问题，去年9月前后，地区组织大批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举行了一系列不同规模和范围的农村商品经济研讨会。接着，一方面派出由专员、县委书记、县长等组成的代表团去沿海发达地区学习参观，一方面从北京中国科技咨询服务中心请来李昌等十多位老专家、老同志开展考察咨询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深化改革和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初步制订出到2000年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纲要和“七五”期间的实施方案。12月间，地区负责人带着经过3次讨论、修改的草案到北京，请100多位专家、学者论证、审查。今年以来，又把这一活动扩展到县，一个县一个县地具体落实。这次我们到全椒时，正遇上合肥来的一批专家和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帮助这个县修订战略发展规划。
8年不算短，8年抗日战争构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大包干”8年过去了，农村发生了什么变化？又将向何处去？从现在到2000年是14年，14年只比8年多6年，并不很长。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宏伟的，问题在于如何更自觉地去实现已确定的目标。在这8年与14年的交叉点上，滁县地区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改变了原来传统的经验决策的方式，努力去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从而提高了自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毫无疑问，这对形成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并帮助广大农民从小生产的意识中解脱出来，逐步养成一系列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新观念，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我不知道滁县地区今后14年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是否真会比过去的8年更为矫健，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地区，外部条件影响太大，制约因素太多，目前就遇到一些靠它本身力量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是，一个近350万人口的地区毕竟不同于一个县，更不同于一个乡，连续8年一直保持全面发展的势头，近两年改革深入、情况日益复杂，它全面发展的势头仍然不减，到底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提供了一些什么经验？这对今后14年的发展有什么关系？目前遇到什么困难和干扰？有些什么忧愁、苦闷，这对今后14年的发展又有什么关系？难道不应该反复深思、认真研究吗？
在8年与14年的交叉点上，对滁县地区是值得下功夫去解剖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