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强入侵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西方列强入侵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乔还田
历史学对于社会的功用虽不象经济学那样直接影响到现行政策和国计民生，但学术变迁史一再表明，人们总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而去研究历史。所以这样，道理很简单：人们渴望从历史的反思中获得种种启发和借鉴，求训致用，以补益于现实社会。正因为如此，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今天，不少学者的研究视线转向了对近代史上中外交往过程的分析考察。
在学言学，就史论史，研究者总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去说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评议中有的论者自觉不自觉地以当今的功利观，去衡量一百年前中外交往的利弊得失，忽视了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结果提出了一些偏颇的见解。所谓“从世界历史角度看，鸦片战争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对没落的封建主义的交锋，资本主义的新鲜空气倘若能够早一点吹进封建主义禁锢着的活棺材，中国的面貌就远不是如此了”，算得上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然而，抽象的推理毕竟有悖于历史实际。如果揆诸史实，便会发现这种恨欧风美雨东侵其晚的说法，失之于没有正确估价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因而是需要商榷的。
如人所知，我国在15世纪之前并不落后。恰恰相反，无论在社会生产力或古代文化和文明方面，均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头；即使到了18世纪中叶，也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随后之所以落伍，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实行了自我封闭的锁国政策，不能适应汹涌澎湃的世界潮流。如何才能重新回到先进国家的行列？措施之一就是拆除樊篱，对外开放，向已经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学习；况且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要重建樊篱，继续奉行闭关政策也是不可能的了。但可悲的是，当时执政的封建统治者，宁愿“株守一隅”，不肯博采天下众长为我所用，结果当西方列强挥舞着大炮、刀剑和鸦片破门而入时，只得忍痛吞下被迫“开关”的苦果，仓促同昨天告别。
纵然是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联系之网，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国家由此走出了封闭的外壳，是不是一件幸事？从表面上看，由“闭关”到“开关”是件好事，何况所接触的国家又是西方率先完成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近代文明之国。但是，表面的东西毕竟无法说明问题的实质所在。要说明问题的实质，关键在于揭示：西方列强破门而入，究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依我看，毛泽东四十多年前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有关论述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他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部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更清楚表明，西方文明在当时很多方面虽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但对19世纪的中国而言，则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
说到破坏性，影响之大，莫过于践踏中国主权。自“开关”后，亦即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明火执仗的西方列强胁迫愚昧、颟顸的清政府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内河航行、鸦片贸易、内地传教、设立工厂、建造铁路、开采矿山等种种特权。这些特权的攫得，使中国主权丧失殆尽。拿享受领事裁判权来说，有了这一护身符，外国人在华即使犯了罪，也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而要由其本国领事或法庭来审理。正是依恃这种特权，近代中国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协定关税的出现，则剥夺了中国自行规定关税的主权。按理说，如何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自己的事，但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却将进出口货关税强行固定在极低的税率上，并规定非经外国同意不得更改。由于主权受到严重践踏，当时中国的门开多大，对谁开，已不由中国自己作主，而要由入侵者来决定。可以想象，这种“开关”，中国能够从中受益吗？
“开关”是为了谋求通商——这是叩关者强调的一条重要理由。乍一看，国与国之间进行正常的贸易，以有易无，经济互通，岂不是件两全其美的事。但实际情况表明，当时中外通商是在入侵者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原料供给地和推销剩余产品市场的前提下进行的，根本谈不上平等互利。对于西方列强说来，其鸦片和工业制品尾随大炮叩关而入，到19世纪70年代后，洋布、洋绸、洋伞、洋灯、洋油等名目繁多的“洋货”，“畅行各口，销入内地”。对于中国来说，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出口货只能以传统的丝、茶为主，嗣后连大豆、桐油、猪鬃、钨、锑、锡等农产品及矿产原料均成为外国侵略者的掠夺对象。据统计，1887年洋货进口额已突破1亿海关两，1894年上升至1.62亿海关两；而中国每年的出口额只相当于进口的78％左右。这种年复一年的贸易逆差，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许多“华人生计，为其所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直接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只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艰难地成长。
对外赔款是西方列强破门而入给中国带来的又一灾难性打击。据统计，自鸦片战争至清政府垮台前，清廷对外赔款数近13亿两白银（包括偿还兵费、鸦片费、商欠、利息等）。设若把这一总数平均于这70年，中国每年负担的对外赔款竟达1800万两白银。惊人的赔款造成中国金融财政的进一步枯竭。如果说同治以前，每次赔款，清政府还能东拼西凑勉强应付的话，那么，自同治后，财政就渐趋不支，只得对内加紧向人民搜刮，对外举借外债。由于债台高筑，且又需用关税、盐税、烟酒税来担保，中国的财政大权也步步旁落外人之手。
西方列强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破坏，当然远不止于上述几点。“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漩涡哉？俄虎、英豹、德熊、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道，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湖北学生界》第2期第1页）——这一发自当时人的感叹，生动地勾勒出了西方列强破门而入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的种种灾难性变化。
当然，要收集一些史料，来证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在转移社会风气、使用机器生产、提供经营管理经验、传播科学技术等方面，对推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所起的客观作用，也不是一件难事。但这毕竟不是它的主要作用。对这种客观作用决不能估价过高，否则，就未免主次不分，以至本末倒置了。
说到底，“西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促进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积极因素，能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主要是取决于中国人的主动引进和吸收。血和泪汇成的中国近代史记录着，中华民族虽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但更是一个经得起忧患的民族。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先进的中国人清醒地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能不能抵抗外来侵略，能不能减轻外来侵略的祸害，完全决定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与外国力量的对比，而决不能继续采取自我孤立的慢性自杀政策。专心考察“夷情”、放眼世界的结果，使他们提出了富有时代气息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虽在鸦片战争前一度实行闭关政策，但从历史总体上看，中华民族并不保守，从西汉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到明初郑和下西洋，从唐代玄奘去印度取经到明末清初耶苏会传教士来华，表明中国人民是乐于与外部世界交往、联系的）。不少关心祖国命运的人，主动地投身到考察、介绍、宣传“西学”的工作中去——即使遭到“洋大人”的歧视、冷遇、刁难、凌辱，以及本国封建士子的讥笑、排斥、辱骂、诬陷也不为所动。起初，他们只痛切感到中国在器物技能方面不如“夷”，仅仅满足于“兵战”，继之进到热衷于“商战”；后来，才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学术也强于中国；因此，对于西方思想、学术、文化的吸取，表现出一种难能的历史自觉。恰恰是这种主动引进的“西学”，对19世纪的中国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建设性。
论及到“制夷”，似有必要纠正这样一种错误观点：“难道为‘抗拒’外国，宁肯让我们中华民族倒退到刀耕火种不成？”持这种看法的人还认为，多出几个林则徐式的民族英雄也无济于事，不过是延缓接受资本主义文明的时间罢了。按照这种逻辑，既然资本主义是先进的文明的，它纵然侵略别国，落后的国家也只能敞开大门，欢迎叩关，否则，一提“制夷”，就意味着反对文明，反对科学，反对进步。这种逻辑当然是荒谬的。须知，争取民族独立始终是近代中国谋求社会进步的主题。中国人民反对的是外来入侵者的掠夺、压迫、奴役和剥削，而对于“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乃至包括当时还处于先进的社会政治、法律思想、理论学说，先进的中国人是竭力主张为我所用的。这种吸收和扬弃，与所谓要倒退到刀耕火种时代风马牛不相及。总之，用马克思主义来考察世界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被侵略者反对侵略的正当权利。因此，我们决不能轻浮地嘲弄那些民主革命先驱者的挫折和失败，因为他们的奋斗经历是我国历史发展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梯，我们理应永远记住他们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