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探求真理的讲台——记浙江“马克思主义讲演团”三位青年理论工作者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走上探求真理的讲台
——记浙江“马克思主义讲演团”三位青年理论工作者
本报记者　高海浩
3月的杭州，一支由3位青年人组成的浙江省团委“马克思主义讲演团”应运而生。他们巡回于一所所高等院校，与大学生开展哲学对话，发表哲学演讲，对流行于大学校园的西方哲学思潮分析、解剖、评判……
他们的演讲触动了同龄人敏感的思想“热点”，他们的举动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这3位青年是：27岁的孙荣根，共青团浙江省委宣传部干部；23岁的吕竺笙，浙江财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部教师；25岁的陈寿灿，浙江省委党校研究生、财院教师。
作为3个年龄、经历和气质各不相同的青年，是什么驱使他们选择了共同的信仰，又是什么使他们携手联袂，走上探求真理的讲台？
在一次次演讲之余，这3位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青年敞开心扉……他们用各自不同的思想经历，回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唯有确立了正确的思考方式，才能铸造出打开真理大门的钥匙！
抛弃吧，情感的判断
——哲学的思考之一
吕竺笙：哲学的思考不需要“情感的判断”。我常常想起这句话。
我考入北大哲学系那年正好18岁，对人生观的选择特别敏感。面对林林总总的哲学代表人物，我先是被萨特，后又被尼采、叔本华吸引了，他们讲得最多的就是人生哲学。什么“自我选择”、“自我奋斗”、“自我解脱”、“自我超越”，等等。读起来十分新鲜入耳。尤其是同其它哲学著作相比，尼采的文笔很独特、很优美。
一种感情上的亲近，使我迷上了尼采、叔本华。后来，有两件事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1985年，北大学生闹起学潮。当时我觉得这是一次“自我奋斗”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还撰写一些文章。学潮平息后，学校收到各地的很多来信，都批评我们、责备我们。我感到自己仿佛被社会遗弃了，痛苦和孤独感油然而生。后来，和我感情很深的祖父突然病危。在他弥留之际，我守护在他的床头。不知怎么，我又联想到尼采所说的生与死的体验，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和孤独再次涌上心头。我陷入了人生虚无的境地，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自拔。到叔本华的书上寻找答案，他说的那一种解脱办法是难以接受的：“绝食自杀”。
我开始怀疑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慢慢摆脱情感的支配，使自己冷静下来，用理性的思考去重新认识、重新鉴别。我越来越感到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是混乱的、矛盾的、不科学的。比如尼采认为人生是痛苦的，但他没有开出解脱痛苦的“药方”。只是说，就算人生如梦，你也应去做这个梦。连他自己的一生都是在痛苦和孤独中度过的，并未从悲观的梦魇中解脱出来。再说叔本华，他认为人要完善，就得“禁欲”。但作为一个人生哲学家，他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履行自己的哲学，而是沉湎于酒色……
一番冷静的思索后，我真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感到它确实科学博大。只有马克思，第一次把人与社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开出了解放人、解放全人类的“良方”。我终于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正是尼采、叔本华哲学的终点！
我不再把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当作崇拜的信条，而是作为研究解剖的对象。我的毕业论文，就是选择了“中国的尼采”——庄子哲学，围绕这个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评述。
轻信，是走向迷途的开端
——哲学的思考之二
陈寿灿：我认为，怀疑，往往导致轻信。而成熟的标志，则是由怀疑走向科学的理性。
1979年我刚进大学，正赶上所谓的“民主竞选”。那种场面，那种气氛，使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新奇和兴奋。尤其是那些“民主”、“自由”的演说，常常令我兴奋不已。在我当时的记忆里，还从来没有那样的演说使我如此激动。
这次“民主竞选”搞过了头，被否定了，也留下了许多令我不解的问题。有一次，我向一位老教授谈起自己的苦恼。没想到，那位老教授说：别迷信那些“新东西”，那都是从17、18世纪的西方哲学书里搬来的。当时，我很震惊。我从怀疑社会、怀疑制度，走向怀疑自我。我要寻找真正的个性，寻找从梦里回来的世界……
问题的答案何在？在老师的辅导下，我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原著，也找来萨特等存在主义的哲学原著进行细读，反复琢磨。我觉得，判断一种哲学思想是否科学，应该看它的整个体系和内涵，而不是它的片言只语。经过一段时间，我感到问题越来越多。比如萨特十分强调“个人选择”、“绝对自由”。但什么叫“个人选择”、“绝对自由”？怎样去实现？萨特自己也解释不一，不能自圆其说。我又发现：萨特在他的后期，十分推崇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唯一哲学。他还想把自己的哲学研究靠近马克思主义。
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当萨特自己终于愿意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之时，我们却还在盲目崇拜他过去的哲学。
我清醒了，也感到自己成熟了。我真正信奉了马克思主义。1986年，我考上了硕士研究生。那时，讲起马克思主义似乎不太吃香，但我坚持选择了自己的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我觉得，对马克思主义，我们的认识还很浅，了解很不够，研究太少了！
面对现实，那是哲学的土壤
——哲学的思考之三
孙荣根：书本的结论是理想的，而社会的现实往往非理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常常遇到的矛盾。在这个矛盾的漩涡里，我曾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当过生产队的会计，也体会过农村的贫穷落后，因此对改革抱有极大的热情。同时，我又对目前存在的不正之风切齿痛恨，有几次还亲身抗争过，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我是带着焦虑的心情和对改革的探求考上大学、叩响哲学大门的。
一到大学，我什么书都看，一直把兴趣集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问题上。书本的结论加上以前对社会的浅显体验，使我对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急于求成。态度积极而不科学。
1985年，北大出现学潮。当时我是学校学生会常务副主席。我没有充分考虑现实条件，以学生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告校长和同学书，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改革要求。还召集全校各系学生会主席开会，要大家举手表决通过，准备广为印发。那时，团中央和学校的领导都来做我的工作，要我停止这种盲目过火的行动，我还跟他们辩论了整整一个下午。随后不久，我参加了一次农村调查，比较系统地考察了农村改革的实践，真正看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给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有了亲身感受。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叫“经济场论”。这可以说是我对改革认识的第一次反思。
大学毕业后，我参加农村调查组，在浙南山区农村住了半年。这一回，我亲身参加了农村改革的实践，思想收获更大。我住的那个地方，许多农民还很穷。县里曾专门给他们送来一批编织机，帮助农民致富。可这批编织机一分到户，就被变卖掉，买粮买衣了。我们帮助村里搞党支部的改选、整顿，搞党政分工，常常事倍功半。你跟农民谈些空泛的大道理，人家根本不感兴趣。我对改革的认识更明确了：中国的现实还是穷，大多数人还没有真正富裕起来，仍处在小生产的封闭环境。这就是中国的国情。离开了这一点，不发展生产力，不改革经济体制，不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的改革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去年，部分学校学生闹学潮时，我就上街做工作，用自己对改革的认识与学生们交谈，还真的收到了效果。一批学生被我说服了……
清理思路，更重要的是建设
——哲学的思考之四
学潮平息了，大学陷入沉思。
孙荣根、吕竺笙、陈寿灿比以往更多地相聚在一起。他们议论这次学潮的起因，关注校园里同龄人的思想脉搏。
“现在，萨特、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的哲学著作在大学生中十分流行。”
“据我了解，不少学校几乎人手一册。”
“我觉得，他们的思想同我们以前一样，可以理解。”
“学校的理论教学不应该回避这些。”……
3位青年人的思路集中在一个焦点上：这些年，我们的理论宣传“建设性”的工作做得太少了。对旧的那一套“仅仅破坏”不行，更重要的是“建设”！
今年2月，孙荣根向团省委领导正式提出酝酿已久的想法：组织一个理论讲演团，到大学去。很快得到肯定和支持。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紧张而又激动的夜晚，3位青年人骑着自行车，几乎走遍了杭州的高等院校。连续每夜2小时的演讲，吕竺笙的口腔发炎血肿。同伴劝他歇一歇。“下几场演讲已经排好了，我不能落下”，他依然坚持着走上讲台。陈寿灿的研究生学习正进入紧张阶段，准备考试，撰写论文。连续的讲演几乎占去了他每天晚上的自学时间。一天夜晚，陈寿灿正要出门去一所大学演讲，突然雷电闪闪，大雨倾泻。“不能让同学们坐等着”。小陈推起自行车，毫不犹豫地冲入大雨……他的精神感动了大学生，赢得阵阵掌声。
“你们是代表‘官方’的吗？”一次演讲结束后，有位大学生悄悄发问。
“不，我们代表自己，是‘民办’的。”回答肯定而又风趣。3位青年人始终深信，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尝试，是有意义的。
（附图片）
孙荣根（右）、陈寿灿（左）和吕竺笙（中）在杭州师范学院讲演。　新华社记者　蔡志培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