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的实践看改革开放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从广东的实践看改革开放
林若
广东的改革开放起步较早，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就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后又进一步明确肯定了“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主要内容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政策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经过了将近八年的实践，这三个“更加”的效果如何？有些什么经验？这是国内外许多人都关心的。
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八年来有过不少议论。在许多时候，多数人是赞扬、肯定的，但有时也有一些非议。现在回过头来从总的方面看，广东在这八年间，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方针，变化确实十分巨大。广东过去不是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长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六五”期间，广东的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而跻身于全国的前列。全省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这八年间从每年二三十亿元增加到超过一百亿元，一批新的工厂、矿山、电站、港口、公路建设起来，许多老厂在技术装备上得到更新，全省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广货”在很长一个时期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产品，现在已能生产出不少畅销国内外的商品。八年来，广东的对外经济活动蓬勃开展，外贸出口量连年大幅度增长，去年已首次跃居全国第一位。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从平地崛起，现已初具规模。随着生产的发展，市场日益繁荣，人民的收入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开放初期，广东的南海县农村人均纯收入500多元，便称为全国的“首富之县”，现在全省农村平均每人收入已经达到540多元了，南海县去年已增长到1134元。城市职工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的这些年，广东的广大群众亲身体验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正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改革开放使人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更新了陈旧的观念。改革开放使人们进一步懂得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为教育、科技、文化建设提供了更为充裕的物质条件，促进了这些事业的发展。改革还为人们提供了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职业的机会，促使人们勤奋学习，带来了全省范围的“读书热”、“科技热”。这一切，表明了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在广东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物质文明建设，而且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总之，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十分显著的。所以，广东的干部群众每讲到这八年的变化，总是异口同声由衷地称颂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称颂党的改革开放给广东带来了“黄金时代”。时至今日，在广东，坚持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愿望和要求，任何人也不可逆转。
然而，广东改革开放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同其他具有长过程的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经历了曲折和斗争，受到来自“左”的、右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干扰，特别是“左”的思想干扰。这些干扰，曾经妨碍、阻挠了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展。回顾广东改革开放八年的历程，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将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提高自觉性，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同全国各地一样，广东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在那些最困难的地区由群众自发地搞了起来。上级同意的就公开搞，上级不同意的就悄悄搞，有的社队干部思想不通，群众就趁干部去开会或外出时，把田分包到户。这种现象当时在领导层引起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有的地方的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支持农民群众的要求，及时做好完善责任制的工作，局面很快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有的地方的领导却把“包产到户”视同邪说异端，认为这是“走回头路”，是“右了、修了、偏了”，因而，或则千方百计去“堵”去“压”去“纠”，以致一些地方的农村改革延迟了两三年；或则采取消极放任态度，遗留问题一大堆，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但是，围绕“家庭承包”而展开的论争却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即生产关系应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可以离开生产力水平而任意拔高？究竟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好，还是符合某种陈旧观点但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好？现在看来，离开社会生产力来抽象地讲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追求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以为这样才是革命，这种“左”的思想，既是过去盲目地不断变更生产关系的理论根据，又是农村改革中出现巨大阻力的思想根源。回顾农村的改革，我们更加感到，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欢迎的改革措施，就是正确的，就应当予以支持。对现在群众创造的许多有利于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的办法，我们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在农村改革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我们开始了城市经济领域各个方面的改革。首先抓了向下放权和搞活流通，改变过去集中太多、管得太死的旧体制。接着运用农村改革的经验，狠抓一个“包”字，企业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财政实行递增包干，使各单位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打破了吃“大锅饭”的局面，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这样做的结果，地方比较活了，企业比较活了，生产比较活了，流通比较活了，整个经济都比以前活了，生产和流通得到较快的发展。在经济活起来的同时，由于各级行政单位和企业都有一定的自主权，手里都有一定的财力，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宏观控制和调节的问题就进一步提到日程上来了。在经济活动中，旧的“平衡”打破了，新的平衡尚未建立起来，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一些“乱子”。有的同志没有看到经济搞活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了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并以此去判断改革中的是非。他们囿于“左”的思想束缚，往往把旧模式的一些僵化做法看作“社会主义原则”，一旦这种“原则”受到冲击，便认为改革把经济“搞乱”了，因而对改革产生怀疑和动摇。这些年来，面对这种僵化的思想和认识，我们十分注意宣传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同时又是可以解决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去解决。就是说，我们应当通过深化改革和配套改革来解决问题，而不应当因噎废食，更不应该一遇到问题就想走回头路。
价格体系的改革是一个充满矛盾、十分复杂的过程。过去，物价长期冻结，越是重要的产品越是统死，许多产品价格严重背离价值，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不改革不行，但一下子全面放开，社会承受不了，也不行。广东改革价格体系是从农副产品开始的。当时，塘鱼价格一放开，广州市场上每公斤鲩鱼马上由2元突升至8元。群众对此议论纷纷，各方面的非议也不少。但坚持下去的结果，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流通的畅旺，塘鱼的价格回降到每公斤3至4元，并且几年来都稳定在这个水平上。尽管近来整个物价指数有所上升，塘鱼的价格仍然变化不大。除鱼以外，禽、肉、蛋、菜、果等农副产品和大多数日用工业品的价格现在也已经基本上放开了，各种产品的比价渐趋合理，为整个经济改革的深化创造了重要条件。价格改革的结果，不但使政府从物价补贴负担日益加重的被动状态中解脱出来，并且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缓和了市场的供求矛盾，群众基本上还是满意的。事实说明，在改革的过程中，是会发生“阵痛”的，特别是象工资、物价、住房等这类改革，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影响很大。因此，对于这类改革既要坚决，又要谨慎，还要及时向群众讲清道理，帮助群众正确对待改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暂时困难，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广东这些年来在改革中遇到的思想障碍，最大的恐怕就是对于商品经济的误解。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上最根本的改革，就是从产品经济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围绕着发展商品经济，进行计划、物资、金融、价格等各个方面的改革。长期以来，党内外有一种传统观念，即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因而，有人认为我们的改革是用资本主义的“药方”治社会主义的“弊端”，也有人怀疑改革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因而不敢搞改革，不愿搞改革，甚至于反对搞改革。这种思想不澄清，改革就很难顺利进行，要深入就更困难。去年，我省召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务虚会，专门研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通过学习党中央的文件，联系我们自己的实践，总结经验，大家认识到：（1）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它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来发展社会生产力。（2）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先的设想，是社会主义可以不搞商品经济而搞产品经济。但后来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搞商品经济，就会严重地妨碍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充分发挥。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更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3）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因此，我们既要放手发展商品经济，又要加强宏观管理。
这些年来，广东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遇到的思想障碍也不少。开放初期，有的同志忧心忡忡，怕被资本主义腐蚀，耽心人家来投资办工厂会被剥削；对试办经济特区，又耽心丧失主权。在开放过程中，不断有人因为开放过程中出现某些问题而怀疑对外开放的方针是否正确。这种精神状态，对贯彻对外更加开放的方针妨碍极大，也被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了是不对的。广东毗邻港澳，有众多的华侨遍布世界各地，是全国华侨最多的省份。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发挥广东的这一优势，通过扩大对外经济合作交流，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八年来，我省共利用了数十亿美元外资，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全省工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提高。我省珠江三角洲八年来的发展，雄辩地说明改革不改革，开放不开放是大不一样的。同是这个地区，同是这些群众、这些干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守着那么好的客观条件，经济并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而三中全会后短短的八年中，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富裕地区了！
综上所述，广东在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阻力更多地还是来自“左”的影响。这是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改革主要是变革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套体制，而“左”的思想影响时日较长，不仅在党内，而且在社会上，都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要纠正过来很不容易。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忽略来自右的干扰。从广东的实践看，来自右的干扰，除了走私贩私、经济犯罪、复活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等问题外，那些轻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倾向，借改革开放之名宣扬“全盘西化”的主张，也是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同样必须加以排除。我们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以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回顾这几年的历程，我们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理解更加深刻。我们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满腔热情地实行改革开放，把经济搞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不这样，就谈不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兴旺发达就没有希望。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全面理解、坚决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