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一则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日记一则
刘季平　遗著
1987年5月16日
我已满79岁，开始步入80岁行程。今年2月又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整整60年的年分。可以说是出生80载，入党60年。
现在就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准来衡量，也有许许多多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亟待努力解决。但是，如与60年前、80年前相比，毫无疑问，整个中国确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变得这么大、这么快，绝不是我开始参加革命时期所敢于想象的，更未想能亲眼看到。
我能活到今天，实在是非常难得的幸事。1928年，如不离开如皋，转学到南京晓庄学校，那么那年夏秋间就很可能同刘君遐、苏德馨等同志一齐因为暴动失败而牺牲。还有，假如我不被捕，或不被转送到苏州伪高等法院审理，那么在那年秋季前后就很可能会和石俊、叶刚、刘大伟、黄祥宾等同志在准备南京大暴动而牺牲。1930年在镇江与黄子仁等同志组织越狱时，如不能侥幸逃成也被半途抓回，那又必将和黄子仁、徐家瑾等同志被枪杀。后来在第二次被捕的五年内，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在解放战争四年中，可能牺牲的关头也多得很，我都不仅能幸存下来，而且居然能活到七八十岁，这是始料不及的！
可是，变化固然很大，变得固然比我原先预料得快，却又不能不看到，以往60年的教训也很大。如果我们能够少走弯路，少犯错误，那么我们就肯定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付出更少的代价，取得更大的胜利，把新中国建设得比现在好得多，对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算算我个人在这60年内的账，也不能不感到十分惭愧。在60个年头里面，有一半年分浪费得多，收获得少。头10年，大部分是在国民党监狱里度过的，当然监狱内有斗争和个人的学习收获，但基本上未能做什么工作。后20年，不单头几年过着隔离或靠边的生活，后来也只能勉强敲了几年边鼓，便在实际上离休了。现在更只能坐享所谓“部长级待遇”，不能做什么工作。至于中间的30年，即从1937年八·一三出狱到“文革”初被宣布隔离止，尽管先后在上海、武汉、桂林、苏中、苏皖、冀南、苏南、山东、安徽、教育部等处参加了好些工作，而且始终都是服从革命需要，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未计较个人安危得失，工作起来也都能认真负责，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从未偷懒不干。可是究竟有多大贡献，有哪些教训，还值得好好总结，既不是任何人得以随便抹煞，也不是专卖“60年老革命”大红帽子所能任意吹大的。最大的幸运只在于生逢曲折多变危险丛生的乱世，提着头走路，终于走过来了，从未贪生怕死，动摇偷懒过。所以也就很值得庆幸。
编者附记：原文化部顾问刘季平同志于今年6月11日因病逝世。这是这位老共产党员在逝世前不久于病榻上写的一则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