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震寰宇 光耀千秋——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纪念专刊)
专栏：

功震寰宇 光耀千秋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郑洞国
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距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悍然向北平西南部的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应战，由此揭开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50年过去了，我作为这场战争的亲身经历者和历史见证人，回首往事，感慨万端。
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武力强占我东北三省后，为迅速实现其所谓“大陆政策”，即谋进一步侵略华北，不断向南进逼。1933年元月初，日军攻占山海关，随后于3月占领热河全省，进至长城各口一线，与东北军、西北军及匆匆赶往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第17军等部激战，是为著名的长城抗战。我当时任第17军2师4旅旅长，率部在古北口一带与日军浴血奋战两月余。遗憾的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专力在南方各省发动“剿共”战争，缺乏对日作战的决心和准备，致使华北前线各军伤亡惨重，后援不继，于5月中下旬在强敌压迫下不得不向平津一线节节后撤。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有我国东北三省及热河，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这就大大便利了日本控制、吞并华北的企图。此后，日本继续在华北屡屡挑起事端，并于1935年6月再次强迫南京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据此，中国政府被迫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仅由29军宋哲元部驻防），甚至向日方承诺撤换其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等。当时我所在的第2师驻扎在北平城内，撤军命令下达后，官兵抱头痛哭，忍痛撤出了北平。同年11月，日本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冀东22县“非战区”成立了以汉奸殷汝耕为头目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接着又在内蒙策动蒙古贵族德王成立所谓“内蒙自治政府”。12月，国民党政府在北平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进一步满足了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
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和退让，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1936年8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通过所谓《国策基准》，企图压迫中国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决定以军事手段占领中国华北，使其与东北、内蒙联成一片，作为日军在华的后方基地，进而侵占华中，达到吞并整个中国的战略目的。为此，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大肆增兵华北，加紧策划扩大侵华战争。日本关东军头目甚至狂妄叫嚣要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中日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7年7月7日，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全国上下引起了极大地震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全中国都在危急之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政府也进一步坚定了实行全面抗战的决心。1937年1月17日，蒋介石先生发表庐山演说，表示抗日“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士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此后，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均迅速进行了战争动员和部署，并肩开赴抗日前线，相继开辟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抗日战场，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当时，我任国民党第52军第2师师长，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抗战一爆发，我即奉命匆匆返回部队，随即率部开往华北前线。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只能在行军途中对官员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工作。在全国抗日救亡热潮影响下，广大官兵的抗日斗志十分高涨，个个磨拳擦掌，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以后虽然由于国民党政府过去长期缺乏充足的抗战准备，加上指挥系统不统一，以及在军事上采取了“步步为营、节节抵抗”的消极防御战术，致使我52军等部队在平汉路北段的保定会战中失利，但广大官兵在作战中还是表现出了极其英勇顽强的爱国精神。记得我军主力撤出保定后，我率部殿后担任掩护任务。在与后方的通讯联络完全中断、后路亦为敌骑兵包抄的情况下，我们头顶敌机的狂轰滥炸，顽强抗击日军精锐的第1军两个师团兵力的多次猛攻，最后安全转移。激战中，一些负伤的官兵宁死不下火线，为避免被敌生俘，最后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在我以后亲身经历的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广西昆仑关战役、宜昌会战，以及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等诸役中，似这类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是数也数不清的。我国人民正是以这种不畏强暴，敢于同任何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才使8年的艰苦抗战能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反侵略战争，它在整个中国人民革命进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人民为了抗击列强武装侵略，奋起进行了一次次的民族战争，但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卖国，结果都失败了。在抗日战争中，我国人民第一次取得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一举洗雪了百余年来我们中华民族蒙受的重重耻辱，并为后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同时，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赢得这场世界规模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中国就独立抗击了当时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法西斯军队之一的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民也始终将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日本法西斯军队牢牢地拖在中国战场上，使其不能自拔。这样就有力地支援了以苏联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反法西斯战争，使社会主义苏联不仅避免了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还得以从远东抽调大批兵力投入到欧洲战场上对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而且，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也长时间地拖延、遏制了日本法西斯军队的“南进”计划，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力地支援了英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亚洲战场上的作战。对此，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有公正、客观的评价，他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在战略上配合、支援苏、美、英盟军的作战，而且还在缅印地区与美英盟军实行了战役上的协同作战。1942年春，中国派遣三个军兵力入缅援英作战。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中国先后以8个军共22个师的兵力，在中国的滇西和缅甸北部地区与美英盟军共同对日作战，前后歼灭日军16万人，为最后击败日本法西斯军队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中（如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则前后达14年），中国军民付出了极其沉重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伤亡数为380余万，人民伤亡达1800余万，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在一千亿美元以上。其战争时间之长，蒙受牺牲之巨大，是当时各反法西斯盟国所无法比拟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具有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政治基础实行全民族抗战，以及推动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伟大意义，而且对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和消灭法西斯势力，争取世界和平，也是功震寰宇的。从这些意义上讲，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序幕的“卢沟桥事变”，将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光耀千秋！
往事历历，半个世纪的时光逝去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早已旧貌换新颜，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年壮烈殉国的无数抗日先烈们可以含笑九泉了。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8年抗战的老人，抚今追昔，深感今日国家之和平、安定局面得来之不易，并深刻体会到：旧中国百余年来屡受强敌欺凌，几至亡国灭种，关键在于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为了不使历史悲剧重演，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每一位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历史责任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并为此而奋勇拚搏。在这里，我特别希望肩负着祖国未来的青年一代，要格外珍惜先辈们经过无数曲折坎坷、流血牺牲才寻求到的革命真理和赢得的胜利果实，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脚踏实地地艰苦奋斗。如果说，当年的抗日先辈和其他革命先烈们，曾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流血，那么，今天的青年一代则要为建设、繁荣社会主义祖国而流汗，为中华民族新的腾飞而拚搏！
在此，我也联想到祖国的统一问题，因为祖国的统一同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使命，回顾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坚持团结、合作，共同抗敌期间双方虽曾发生过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和摩擦，但两党的团结合作始终是大局，是主流，为最后击败日本侵略军，取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今天，祖国的和平统一仍然需要国共两党间的再次团结合作。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曾经说过，台湾和祖国大陆的关系，团结则安，分裂则危。这的确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客观真理。我恳切希望蒋经国先生和台湾国民党诸公，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共两党当年团结抗战的历史功绩为借鉴，抱着对历史和子孙万代负责的态度，积极响应中共方面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热诚的爱国主张，为促进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进而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
最后还应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曾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不应为人们所忘记的。我们注意到，自中日实现邦交以来，中日关系总的发展趋势是好的，但在日本仍有极少数人企图煽动军国主义复活，或蓄意破坏中日两国友好关系，这是违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对此应当充分提高警惕。我们真诚希望中日两国永远不再战，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并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