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难容是我身”——一个原日本战犯的悔恨与呐喊 [复制链接]

第6版(国际)
专栏：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天地难容是我身”
——一个原日本战犯的悔恨与呐喊
本报记者 孙东民
东京都隅田川东面的新小岩车站附近，有座环境良好的高层住宅建筑。记者往访的塚越正男先生就住在该楼的13层。
今年66岁的塚越先生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他本人原是焊接工人，几年前退休；老伴有份工作，同时也操持家务；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后分居另处。来到塚越先生的家，看到他那活泼可爱的小孙女跟着奶奶咿呀学语，不时跑过来依偎在他身边叫爷爷，老人高兴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交谈中，也许是触景生情吧，引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老人眼里忽然涌出了泪水，言语也哽咽起来：“我现在有幸福的家庭，有可爱的小孙女，可是40多年前，我曾亲手杀死过上百个中国人，他们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妹，看不到自己的小孙子了……”
屋子里忽然间沉寂了。小孙女吃惊地望着爷爷，我们也沉默着。看上去，朴实慈和的塚越老人这时陷于极度沉痛和激动，一时语不成声。停了好一会，等情绪稍平静下来后，他断断续续地讲起自己“由人变成魔鬼，又由魔鬼变成人”的经历。
本世纪20年代，塚越出生于千叶县一个贫苦的钢铁工人家庭。小时候，他的理想只不过是做个安分守己、孝顺父母的普通人。高小毕业后他当上了焊接见习工。但是，军国主义罪恶的黑浪却把他卷进了侵略战争的战场。1942年初他在欢呼声中登上了军用列车，被派往中国，在军国主义的蒙骗和毒害下，干起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在此后三年八个月的时间里，他由下等兵升为小队长，由最初不敢举刀到以后滥肆杀人。他参加过冈村宁次指挥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作战”；参加过抓中国劳工到日本充当苦力的围捕；他曾用日本战刀砍过中国农民的头，用机枪扫射被围的中国老百姓。他还严刑拷打过八路军战士……
“那个时候受军国主义毒害，发狂般迷信‘王道乐土’、‘八纮一宇’和武士道，杀人毫无罪恶感，认为大和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凡是反抗日本民族的都该杀，杀人越多就越能立功，完全成为中国人民切齿痛恨的‘东洋鬼子’”，说到这里，他对自己过去的罪行充满极度憎恶和悔恨。
日本战败投降时，塚越成了俘虏，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后又被送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塚越说：“5年的战犯管理所生活，使我终于明白一个真理：凡是侵略战争终归要失败，而正义的战争必然取得胜利”。但刚到战犯管理所时，他依然抱着顽强抵抗的心理，甚至看到贴有“战犯”字样的标语就跑过去一把撕掉。
他是怎样一步步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认识自己的罪过的呢？在《自我告发书》里，塚越写道：“中国人道主义的宽大政策终于把我们由鬼变成了人。我们是天地不容的杀人犯，但中国人民却抑制着内心的愤怒和痛苦对我们进行耐心教育，唤起我们作人的灵魂。最使我受到震动的是1956年法庭宣判的情景。出庭作证的有被割掉乳房的妇女，有被挖掉双眼的老人，有被截去双腿的士兵。而一位被砍去臂膀的男子，正是我在1942年8月在山东章邱扫荡时亲手用日本刀砍过的那位教师。在他们充满无比仇恨的怒吼和控诉面前，我们终于跪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我们的罪孽多么深重呀！”
1956年，塚越被免除起诉释放回国。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给两国人民带来不幸的侵略战争的根源是军国主义。回国后，他参加了由获释回国的战犯组织的“中国归国者联盟”，积极投身于各种日中友好活动。他怀着“日中两民族永远化干戈为玉帛”的强烈愿望，给自己的两个孩子起了意义深远的名字：“友好”与“真理”。
“天地难容是我身”，塚越这句刻骨铭心的自白，包容着他终生的悔恨和深刻反省。塚越说，用自己的犯罪事实来控诉军国主义的罪恶，才是对中国人民最恰当的谢罪。
塚越的会客室里，悬挂着他1965年访华时周恩来总理同他握手的照片，旁边挂着他父亲生前写的“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反对侵略战争，发誓坚持日中友好”的墨迹。房间的四周堆满有关中国的书籍和他的许多讲演稿。30年来，他置清贫生活和战争狂热分子一次次的恐吓于不顾，从九州到北海道，出席过数百次座谈会和讲演会。每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九·一八”、“八·一五”等纪念日，他常被工人群众、青年学生和一些团体组织请去讲演。一册控诉侵略战争的发言集，记录着他的有关活动和足迹。
在访问中得知，为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50周年，他应北美20世纪中华史学会的邀请，将前往纽约参加“七·七抗战学术讨论会”，在太平洋彼岸控诉侵略战争的罪恶。
在日本社会上，至今仍有着一股不愿追究战犯罪责、要对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翻案，甚至歪曲、抹煞过去侵华历史事实的逆流，而这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实践者，则以自己忏悔、控诉和呐喊，不断向世人敲响着警钟。
（附图片）
图为塚越正男在一次市民集会上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