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迷人需舟楫——首都大学生读书生活透视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书海迷人需舟楫
——首都大学生读书生活透视
本报记者　祝华新
读书，是大学教育的主渠道之一。就学生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来说，读书生活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课堂教学。这一代学生可以广泛汲取域外学术文化的一切有益成分，有时也容易被一些浅层的、消极的东西牵着鼻子走。然而，坚持文化开放的立场不能倒退，关键是在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中改进指导艺术。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力求与学生“知识同构”、对症下药。
读书人爱书。不久前，北京大学新华书店上架2504册《自卑与超越》，当天全部卖完；第二天再进1000册，天黑前又被一抢而空。且不说这本书的走“热”是否正常，但有一个现象谁都无法否认：很多大学生省吃俭用，每月也要在大书店里和小书摊上花费20元左右。男女学生之间若有了点朦胧的感情，最自然的交往莫过于借书、送书、谈书。
从《原始思维》到《展望二十一世纪》，从《新学科手册》到《城市生活大全》，从柏拉图、但丁、卢梭到三毛、琼瑶、金庸，无不纳入大学生贪婪而又有点令人操心的读书胃口中。
读书，是大学教育的第二条主渠道。就学生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来说，读书生活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课堂教学。北大东语系党总支副书记吴新英感叹：读书中的潜移默化非常厉害，比思想工作中的一两次谈话影响要深厚得多。
面向开放世界的新生代
无疑，我们应该为这一代大学生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思想活跃而感到高兴。首先，他们的知识面之广，他们的机遇，远远胜过“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生。他们力求把所学专业放在世界舞台上，放在当代科学、文化进展的整体布景前去思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4级学生余小茅认为，我国教育学突破性成果不多，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门学科的研究比较缺乏开放性，对其它学科的思潮不够敏感，对汲取国外新的成果不太重视。他把目光投向哲学和教育学的结合部。哲学与教育都着眼于人，而我们恰恰是对人的研究很不够，从这里入手，或许能找到突破的途径。他先后买了300多本哲学书籍，写出的关于中世纪奥古斯丁教育思想的读书论文，被老师赞为“谈出了新的东西”。北京经济学院物资管理系一名学生，借鉴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写了有关“短缺经济与物资管理”的论文，老师都感到一时不敢下笔评改。
当然，这种有形的收获不会很多，本科生阶段毕竟只是播种、耕耘的时节。然而，博览群书对这一代大学生思维方式、精神状态的深远影响，则是难以估量的。我们曾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僵化的观点、封闭的思路、保守的惰性相沿成习。这一代大学生有幸生活在“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年代。他们可以横向汲取国外学术文化中的一切有益成分，譬如“德国抽象思辨那种惊人的深刻力量，英美经验论传统中的知性清晰和不惑精神，俄罗斯民族忧郁深沉的超越要求”（李泽厚语）；也可以从祖国几千年变迁中纵向探究民族振兴的途径。可以期待，他们在克服了初时的幼稚、肤浅、偏激后，将形成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科学素质、开拓精神和创新实力。
学潮过后，大学生在反思中深感理论的贫乏，组织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他们主张在开放的环境下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86级学生尹玲相信，在纷繁的思潮中用自己的眼光寻找到的真理才更有说服力。党史系84级学生王辉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从人类文化的全部成果中汲取营养，并从当代科学的最新进展中寻找新的生长点。北师大教育系84级学生周卫勇谈到，读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再回过头来看马克思的认识论，对后者的理解更加具体、深刻。确实，正如列宁所说：“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文革”期间，大学里一切被认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被当作“禁书”，清一色读“语录”，培养出来的却是在极左的喧嚣中迷蒙一时的“红卫兵”。教训还不深刻吗？
初泳者的迷惘
对学生的读书意向如抱着怀疑、甚至莫名的恐惧，难免落下杞人忧天之讥；以为学生一下书海便自发地学会游泳、直取彼岸而无需关注，也不符合现实。
校园里有些书象时装一样流行。仅在哲学方面，这几年就有萨特、弗洛伊德、尼采、弗洛姆等人的学说接踵而至。一本书没有看完、读透，又要去赶新的浪头，知识面虽广却不能融会贯通，甚至会被一些浅层次的、消极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比如“萨特热”中，谁要是嘴边不挂几串“荒谬”、“厌恶”、“虚无”的词似乎就有悖时之嫌。可是，热衷于谈萨特的人，未必真正读过萨特的原著。理论界有些同志评价1983年前后的“萨特热”是“早熟的”，因为很多人还不了解叔本华、尼采以来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脉络，不可能对萨特哲学的深刻根源达到一种真正的理解。许多同学都自信能够不带偏见地看待一切学说，可也有些人对于全世界影响最大的学说、社会主义中国理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入研究的热情。再如，传统文化、比较文化，是流行书的又一热点。不少学生津津乐道那些畅快淋漓却仅仅罗列现象、触及皮毛的文字，可是连《中国通史》也没有读过。这也是一种盲从，与时俯仰倒自以为有“反叛精神”。
在开放性的读书中还留下了一些难堪的知识空白。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齐宝惠介绍，理科学生读文科类书籍的相当多，而文科学生中借阅自然科学书籍的则相当少。北大技术物理系84级学生吴非提出，当代知识分子应该通晓科学发展史，象量子力学的建立实际上教给人们比牛顿时代更为宽容的思维方法。其实，在文科领域，大学生的兴趣通常也集中在人文科学，而不是范围更加宽广的社会科学，如对经济理论兴趣甚微，对于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所知无几。即使就大学生的兴奋点哲学来说，多数人也偏重人本主义哲学，而对现代哲学的另一脉——科学哲学则很少接触。北师大图书馆学系85级学生杜冰的意见比较中肯：读书的目的是拓宽眼界，但不少人其实路子很窄，局限于欧美寥寥几个“大家”。比如文学，一窝蜂地读萨特的戏剧、尼采的诗，殊不知欧美文学界反认为当代文学的重心已转向拉美、非洲，近几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尔克斯、索英卡，就是哥伦比亚人和尼日利亚人。
需要更多的理解
观察大学生的读书生活时，不能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他们毕竟刚刚告别中学校园，生理上、心理上趋于成熟，而又时常处于骚动不安之中。他们曾经在升学的重压下，只看与高考有关的书，至多偶尔翻翻文学作品；进大学后，毫无准备地面对浩翰的书海，难免有一种迷惘感。一些以新、异面貌出现的作品，不论其良莠、深浅，往往会让他们一见倾心。弗洛伊德的流行，与青年人的生理发育及文化传统的性蒙昧倾向很有关系。琼瑶小说能在理工科大学生和女大学生中风靡一时，则主要缘于其生活阅历的有限、告别少年时代的失落感及繁重功课之余的消遣心理。而不少大学生缺乏实践知识，对国情忽明忽暗，沉迷于“民主”、“国民性”等抽象价值目标的思辨，恐怕是经济类图书较受冷落的主要原因。
还应该看到，国内思想文化界刚刚开始大规模介绍国外最新成果，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没有发展到消化它们并在中国的土壤中创新的阶段。这也不能不制约着大学生阅读、理解国外学术书籍的深度。
长期以来，对待域外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宣传中的教条主义态度，也诱发着学生的“逆反心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83级学生雷伟反映，今年有人对他们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读杜威、弗洛伊德！有头脑的学生欢迎高水平的指导，但不喜欢别人简单地划定读书范围，而希望在比较和思考中鉴别、提高。
坚持文化开放的立场不能倒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中加强指导，改进指导艺术。
优化读书环境
大学里也有一些被读书热遗忘了的角落。北京经济学院物资管理系83级学生冯万彪反映，近几届大学生呈小龄化趋势，刚刚离开家庭和中学较严格的约束，自控能力又比较差，对一路连捷跻身高等学府容易满足，因此只顾在吃喝玩乐、卿卿我我中“丰富生活”，而很少读书。对这部分学生，需要强化读书气氛，“寒窗”不是“温柔富贵乡”，要珍惜百里挑一的求学机遇。
还有一些学生，虽然书架上也陈列几本醒目的大部头著作，常读的却是床头的一些“法制文学”、言情小说。对这部分学生，需要听听长者的忠告：青春年少当志存高远，开卷需有益，还是多读一些能受用终生的文字。
至于真正埋头书桌的大学生，其读书生活还缺少有深度的讨论、争鸣。尤其是不同专业之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种“小生产”式的读书。北京经济学院工业经济系84级学生王恒立感叹：五四时期毛泽东等人以书会友、以文会友，推动了一代精英的成长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学生会、团组织能否促成一些松散的读书群体，把它作为学生社团的一种重要形式呢？
读书与课堂教学严重脱节。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很少到学生的书桌前作一些深入指导。诚然，任课教师都推荐一些专业参考书，但学生往往兴趣不大。这固然与一些学生不重视专业基础有关，毕竟也有一些教师知识老化、对本学科国外最新进展不够敏感的因素。大学生们自发地向大学教育改革提出了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85级学生李均希望：高等学府里学术权威济济，能否推荐一批能涵盖各学科全貌和最新进展的书目？
一些大学生倾心于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书籍，引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关注，想作些引导，可效果并不理想。北大东语系党总支副书记吴新英埋怨，学生的读书兴趣变化太快，我们想亦步亦趋，也力不从心。同学们则抱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不能与学生“知识同构”，对话不能以学术对学术，就难以再深入到思想的其它层面。政治理论课上较少涉及当代西方学说，而且习惯于抓住一两个例子、三两句话进行浅层次的批判，不太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解剖各种思潮的内在体系，在抛弃糟粕的同时也肯定它的某些犀利思考。北大学生工作部副部长赫平透露，他们准备请校新华书店每月提供一个学生最感兴趣的书目，买来给各系学生工作组，还要请哲学系教授给思想政治工作者讲讲尼采，以便对学生进行有的放矢的引导。
当前，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出版物不是太多而是不够丰富，质量也有待提高，还没有为年轻人创造一个从容选择而非饥不择食的环境。书评工作更是一个薄弱环节。在不久前举办的首都第三届社科书市上，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系的一名学生提出，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方面的书通常限于介绍类型，希望能多出些评论、批判、借鉴类型的书。学生们爱听真正熟悉西方的人批评西方、爱看研究当代文化思潮的学者指点当代。中国人民大学一些学生恳切地说：如果《走向未来》、《面向世界》一类丛书的作者、译者、编者到学校来，就如何看待西方文化问题与我们对话，保证座无虚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