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公有　家庭经营　联合服务——重访滁县地区的思考之二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土地公有　家庭经营　联合服务
——重访滁县地区的思考之二
吴象
滁县地区在接连8年粮食持续大幅度增产之后，今年夏粮又可增产一成左右。这个事实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显示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它给人的启示是：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家庭经营，加上多种形式并不断加强的社会化服务，农业就有可能持续稳定发展。
不能光算减收账
1985年农村改革迈出了第二步，粮食统购派购改为合同定购。这项改革的目的，在于彻底打破农村长期存在的封闭状态，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实践的进程未能尽如人意。由于价格体系没有理顺，粮食与经济作物比价不合理，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种粮食收益明显降低。滁县地区是商品粮基地，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当时算账，粮食由统购改为定购，价格由原来的统购、超购分开计算改为“三七开”（即30％统购价、70％超购价），全区农民总共要减少收入2000万元左右，人均6元多。一些商品粮集中产地要减10元，户均30至50元。加之农村各种负担，习惯按田亩或包产基数分摊，务工或经商的收入增加，负担却留下了，种田的就更吃亏，积极性不能不受到影响。
从滁县地区看，党和政府把粮食生产放在什么位置，能否保护农民从大包干焕发出来的积极性，是粮食能否增产的关键。
1984年秋后，一方面“卖粮难”的呼声很高，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出现了压缩粮食生产的苗头。地区领导对此十分重视，派出大批干部下去调查，经过研究分析明确了三点：一，过去6年每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粮食一项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以上；二，全区70％以上农民主要靠增产粮食来增加收入；三，全区还有279个队人均收入在200元以下，如果不增产粮食，温饱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于是地委提出，粮食是本地区调整产业结构的基础和前提，在农村各业蓬勃发展中要继续抓紧，做到稳中有增，并据此采取了若干有力的措施。效果最明显的是派干部下基层帮助算“减、加、乘、除”账，引导只知按常规“土中求财”的农民，开始用商品经济的观点理解党的政策。
什么叫“减、加、乘、除”？实行“倒三七”价，卖粮的收入要减少，这是肯定的。但不能只算减法不算加法，中央决定改革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定购的粮价低了一些，但猪、禽、蛋等其他农副产品价格都放开了，农民从中可以增加不少收入。进一步还要算“乘除”法。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是要通过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农业生产单一化的现状。粮食多了，可以通过转化发展畜牧业；猪禽多了，又可以发展畜禽产品加工；粮食多次增值，可比原来价格提高几倍。比如5公斤粮食价值只有1.6元左右，用它喂成鸭子，价值可达6至7元；再将鸭子分项加工，价值可达10元；如把鸭毛加工成羽绒，再加工成服装，则增值更多。全椒县陈浅乡、天长县秦栏镇等处已在转化、加工，农、工、商一条龙生产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子，按除法一算，人均收入增加几十元甚至上百元。这样一算，农民开阔了眼界，全区上下出现了谈改革、议调整、算细账、订措施的热潮，种粮的积极性也高涨起来了。
社会服务要加强
联产承包制使农民获得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大大提高了精耕细作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益。但是，一些地方在土地使用上过于平均化、分散化，缺乏规模效益，不利于土地集约经营和农业的现代化。有些地方把联产承包理解为单纯的“分”，忽视对土地的管理和建设，只种地不养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影响到粮食增产。其实，家庭经营是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联产承包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只有加强对公有土地的管理和建设，努力做好服务工作，才能长期保持和进一步发挥家庭经营的活力。滁县地区自大包干以来，通过建立、健全合同制和干部岗位责任制，不断完善双层经营。并采用统一规划、分户包干的办法，坚持每年冬春搞农田水利建设。不仅进度快，而且质量好。有些地方集体经济基础薄弱甚至是“光屁股”，无力“以工补农”，主要靠劳动积累。由于因地制宜，工程切合需要，每个劳力投工一般不超过10个，农户虽不一定当年受益，但也不影响当年生产，所以普遍乐于参加，逐渐养成了习惯。这样，土地公有的观念，并不因家庭分散经营而日趋淡薄，反而随着土地的建设、投入的增加和效益的发挥而不断增强，形成了良性循环，工程规模逐渐有所扩大。1985年全区农田水利建设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新增灌溉面积20.3万亩，改善灌溉面积40.9万亩；1986年又新增灌溉面积10.1万亩，改善灌溉面积27.2万亩。全区有效灌溉面积已达总耕地面积70％以上。
老天并不特别偏爱滁县地区，尽管这几年没有遇到无法抵御的毁灭性灾害，各种自然灾害仍然不少，有时还很严重。问题是他们靠社会主义联产承包制统分结合的优越性，持续地进行对土地的建设，增强了抗灾的能力。谁说家庭经营就不能搞农田水利建设？请到这里来实地看一看。
调整产业结构，经济作物要适当增加，发展乡镇企业也要占用一些土地。这就决定了不能靠扩大粮田面积来增产粮食，只能靠改善物质、技术条件，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下功夫。一是改旱作为水稻；二是选用良种；三是保证灌溉；四是施足肥料；五是加强植保。农民说这是“过五关”，哪一关过不去也不能增产。要过五关，让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靠自己的力量单独去闯是不行的，当然也不一定都靠地区性合作组织去办，可以依据不同情况，组织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社会化服务。早在1981年冬，我就在来安县看过几个植保专业户。他们掌握一定的植保防治技术，热心为农户服务，又购置了性能较好的机动喷雾器，比农民自己搞省工、省药、成本低、效果好，很受欢迎。后来发展为多种形式的联合：户与户联办、村办、乡办、乡或村与户联办，逐渐组成一个全县性的植保体系。这次到来安了解到，全县93.3％的村都有了植保专业队或户，承包全村的防治任务，乡办的植保公司（或农业公司）主要开展技术辅导、提供病虫情报以及后勤服务，作他们的后盾。别的县也推广这一经验，较好地解决了农民治虫难的问题。滁县地区农业方面的双层经营，作为基础的家庭经营是稳定的，上一个层次不仅有地区性乡或村组织的统一经营，而且有多种形式的专业联合和社会化服务。令人欣慰的是，根据客观需要、按自愿互利原则建立起来的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专业联合组织正在兴起，社会化服务不断得到加强，给家庭经营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乐观派也有忧虑
我问地委书记，粮食增产还有没有潜力？他的回答很肯定：“当然有！”长期农业生产发展不平衡，南4县粮食平均亩产已达674公斤，增产余地已不大。北3县平均亩产只有465公斤，低209公斤。这是差距，也是潜力所在。全区625万亩耕地，尚有354万亩低肥瘠薄地；水利工程配套不够，旱涝保收面积只占40％多。生产条件如能改善，单位面积产量显然还能提高。
“向科学技术要粮食”，在农民中已成为响亮的行动口号。近几年全区各地陆续推广杂交稻、两段育秧、地膜覆盖、棉花营养钵、化学除草、配比施肥等6项实用技术，增产效果明显。广大农民从实践中体会到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努力学习文化，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的人越来越多。这方面的潜力还是个估不透的未知数。
地区的发展战略规划提出，农业发展要上三个台阶，先是大包干，解决温饱问题。接着要搞商品化，在稳步发展粮食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以积累资金，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然后才能上第三个台阶，搞现代化农业，也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去改造传统农业，逐步形成一个集约经营、综合发展、生态平衡和区域专业化的农业经济体系。对这个战略规划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我发现，当前一些亟待处理的紧迫问题使几位领导人焦躁不安，已经没有心思谈论未来了。滁县地区1985年提供的商品粮占全省51％，1986年占60％以上，但是仓储、运输、运费、补差等一直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库存积压严重，仅天长县就达2.5亿公斤，占用银行贷款8000多万元，每月得付利息28万多元。今年夏收已到，购粮的款项尚无着落。
谁种粮多谁多吃亏，谁调粮多谁多赔钱，越是商品粮基地困难越不好解决。这就难怪连对粮食生产一向持乐观态度的人不免忧心忡忡了。
走到凤阳县城南街尽头，古老、高大的城门楼上“万世根本”四个大字赫然在目。不知这是否同朱元璋有什么瓜葛？我想，中华古来以农立国，素称务农为本。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梦想子子孙孙万世相传，莫不强调这个“根本”。但是在封建时代，小农经济是如此脆弱，剥削压迫又是如此残酷，所以农民总是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根本”怎么能够稳固？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问题本来是应该彻底解决的，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一度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因为在“左”的思想盛行时期，党的政策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因为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长期打击和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滁县地区的经验最可贵之处是，一个近350万人口、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农业地区连续8年的实践，证明了改革已经使社会主义对农民有了新的强大的吸引力；证明改革已使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走上了一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证明了只有坚持改革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也证明了只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万世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