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埋没的历史事实 [复制链接]

第6版(国际)
专栏：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无法埋没的历史事实
本报记者 孙东民
如果把中日关系史往回翻到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人们就会看到发生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今大馆市）的一桩悲壮的事件。这一天，面临死亡严重威胁的约六百名被虏到这里强迫从事苦役的中国人奋起反抗，举行暴动，遭到当地宪兵、警察、在乡军人会等的血腥镇压。
一九四二年底，东条内阁出于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作出决定，虏掠中国人从事与军事侵略有关的工程。据日本外务省战后的报告，从中国的俘虏营押送到日本的中国人共四万一千七百六十人，他们之中有学生、农民、商贩，还有被俘的士兵和抗日游击战士，有年仅十一岁的儿童和七八十岁的老人。除途中被虐待致死者外，约四万名中国劳工被分送到日本全国各地的一百三十五处工地现场，在宪兵和警察的监视下从事修建地下仓库、开矿等奴役劳动。非人的待遇造成大批劳工死亡和下落不明。在花冈地区被强迫做苦役的中国人多数来自河北、河南、山东三省。
“壮志犹未酬，花冈捐躯千古恨；血债几时还，酋都公祭万人悲”。战后一九五○年，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和旅日侨胞在东京浅草本愿寺为殉难者举行首次“花冈事件慰灵祭”时，曾写下上述挽联。今年六月三十日，秋田县大馆市政府和各界代表又在地处十濑野公园内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前举行第四十二次追悼活动。同时，应国会议员田英夫、土井多贺子、宇都宫德马等日本朋友的邀请，原花冈暴动的主要指挥人、现河南省平顶山市政协常委耿谆专程来到日本，在亡友的灵前献上一束白菊。
在日本朋友的陪伴下，今年七十三岁的耿谆在相隔四十二年之后来到花冈，凭吊了大馆市人民为死难烈士建立的石碑，重访了当年遭受迫害的地方。参加过花冈暴动、现任札幌华侨总会顾问的刘智渠也出席了在大馆市举行的各项纪念活动。
当年在花冈矿山地区，有一千名中国劳工在当时的“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的监督下从事修改河道的苦役，住在用木片搭起的工棚“中山寮”里。耿谆向前往现场采访的中日两国记者作介绍：“那时，每天要做十二至十四小时的超强度劳动。严冬时节，劳工们仍身着单衣，足穿草鞋，手脚冻裂，还要劳动于泥水之中。严重的饥饿劳累，加上遭受凶恶残暴的“鹿岛组”监工们的打骂摧残，每天都有五六人死亡。”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一年的时间内，在“中山寮”里的九百八十六名中国人中，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杀害的竟达四百一十八名。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又一令人发指的罪行。
耿谆说：“一名叫薛同道的劳工，因饥饿难忍，在路上捡一苹果核充饥，被监工发现，惨遭毒打，当场毙命。‘中山寮’的全体中国人无不悲愤填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大家决心以死反抗。于是爆发了六月三十日的暴动……”
花冈暴动被残酷镇压后不到两个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秋田地方法院却在日本投降后，仍根据战前的法律判处起义志士重刑。一九四八年三月，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横滨的BC级战犯军事法庭（第八军法会议），以杀害虐待俘虏罪对“鹿岛组”花冈驻在所的四名监工以及二名警察判处死刑或二十年徒刑（后均被释放）。但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这段震惊日本社会的虐待和残酷镇压劳工的史实，日本有关当局和负有直接残害中国人罪行的鹿岛建设公司，至今仍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一句道歉或谢罪的话，至今有关当局还否认违犯国际公约，犯下虐待、杀害俘虏罪。
花冈暴动事件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但还有一些历史事实未被人知晓。不少正直的日本朋友仍在挖掘有可能被埋没的有关历史事实。田英夫议员认为，镇压花冈暴动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侵略罪行的典型事例之一，而有关当局对这一事件仍没有认真承担其历史责任，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
（本报东京七月一日电）
（附图片）
日本人民为纪念死难的华工而在“花冈暴动”发生地秋田县大馆市建立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本报记者 孙东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