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去房山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再去房山
雷加
18年前，我这个下放干部在京郊的房山县几个村子待了4年。今年故地重游，见到一些可喜变化，值得写下来。
吉羊
吉羊是个千户大村。现在到吉羊，旧街道、旧房子都不见了。村民委员会建了新楼，沥青马路不再扬起尘土，摊床上的苹果和蜜柑，显出这里的半城市化的风貌。
我急于寻找熟悉的事物。我脑子里留下来的强烈印象是劳动，我终于找到了劳动过的土地，我也找回了经过劳动深化了的纯朴的感情。
先去三队的场院。它仍耸立在那块高地上。也许不是高地，只是两边的深沟加深了这个印象。整个夏收我都在场院上度过。这里的烈日比别处辉煌，这里的雷阵雨也比别处富于诗意。我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场头，他叫王富。他的形象使我难忘。在农民中间不乏这种人，仿佛一切聪明才智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带领一班人打场，合力作战如同一位将军，这一切我都描写在小说《五月雨》里了。
我又去找棉花地，当年我在棉花地费工最多。那时每天早晨在地头上“叫齐”。①叫齐的地方今天已不可认了。单干时不需要叫齐，今天各方承包也不要叫齐了，好象叫齐变成了“农业学大寨”的象征：叫齐心不齐，大锅饭人人可吃。
我有时跪着耪地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我记得那是在村边上，一片地瓜地。一串串地瓜蔓子，大叶子绿油油的。先把蔓子撂开，再把它下面的杂草除净。这需要蹲功。难道蹲着还要功夫？对的，不信试试看。我就没有蹲功，常常跪下去，因此省力些。我认识这块地，这块地也该认识我。但是这块地现在不再是耕地，而是一座工厂了。这几乎是个奇迹，在这里又遇到一位年轻企业家更是我意想不到的。
这还得从建厂说起。建厂前的班子是村建筑队。这个建筑队也是颇有名的。1985年接受了建11万伏变电站的任务，构件（盖板）制品他们和燕山石油化学公司订了合同。前一个星期他们联系过，构件没货。不但没货，又没准信。这可是重点工程，他们不得不组成一个班子专门催货，一个礼拜催了五次，这也没用。这正说明兴起了一阵建筑热，整个构件缺货。“燕山”没有，别处也没有。七个月的工期因此耽误了一个月。建筑队在困难中，难道还得不到一点启示吗？他们想，全市构件紧缺，咱们有原料，又不缺技术力量，为什么不可以……
正巧有个水泥制品厂要转产，四条生产线已兑出三条，剩下一条作价20万元。建筑队要想买下来，手无现款可有砖，因大队有砖场。他们想用砖顶，为此跑了11次，对方一会说行，一会又说不行。最后说：“谁都知道，你们吉羊没钱，不好打交道……”谈判到最后，对半付款，就是一半给砖，一半给现钱。他们连夜筹款，马上付款，又马上拉设备，真是急如星火。
那是1985年的7月份，下午8点“老爷”②刚落，又下起大雨，他们开去二十吨吊车，又开去好几辆汽车。厂里人说：“没见过这么大雨，还来装车……”这一夜，雨声加上吆喝声，车灯象探照灯，黑洞洞的人影干了一夜，生产线加上模具，200来吨，一晚上就拉光了。
设备拉在我过去耪地的地方，它叫王家疙瘩，原来有个大车店。它在公路上，公路又一直通到琉璃河，谁都知道琉璃河有个大水泥厂。新建的小水泥制品厂，占地30亩（包括一个小农业队），计划60天投产，平地一声雷，果真60天投产了。
领导这个建筑队又突击建厂的是谁呢？他叫郑树森，今年30岁。我下放的时候，他才15岁。现在他坐在我对面，穿着带铜扣的黄涤卡工作服。他规定工人上班都穿工作服。他说有了整齐的队伍，才会有质量划一的产品。会议室墙上那些企业管理的表报，画出了一条条成长的道路。由农民变成企业家看来并不难，但需要独创的实践精神。
质量划一并非凭空而来，投产后一个月，这位厂长就遇见一场考验。全市质量检查总站来人，检查的结果：全不合格。批评他们盲目生产，勒令停产整顿。来的人说：“社队企业这么大胆，你们知道这些盖板用在哪里？楼房塌了架砸死人负得了责吗？”郑树森还记得自己当时说过的话：“得啦！你歇口气，别再说啦！你越说越生气，不是？这都怨我，我年轻没经验，我保证今后……”接着他斩钉截铁地说：“你看好不好，我一个月把质量搞上去，上不去我这厂不开啦！”
这一个月他们生产了260块圆孔板。这一回块块量，块块验，长短、宽窄、压力，各种规格不差分毫。检查总站不仅批准正式生产，还介绍公司的老师傅前来指导，表示支持他们。
现在全厂190人，每天生产200块圆孔板。产品自销，占全房山构件生产的70％。最近房山区开展第二次腾飞活动，他们仍念念不忘质量，也掀起第二次质量大检查。
厂内两个关键人物我都看到了。一个是女管理员史淑平，别人叫她“死扣”，按材料单办事，物尽其用，一丝不苟。另一个是守卫张春旭，他一个人代表了保卫科，产品质量要求划一，他也要求工人干部遵守纪律，无一例外。
郑树森这个新生的年轻企业家，他的管理经验不断成熟，并愿他的经验不断推广。
石楼
石楼离房山县城最近。它也靠近“燕山石化公司”，有一条铁路包围着。它又是乡政府所在地，有时要走在前面，象是排头兵。
这个村土地肥沃，本是个鱼米之乡；但是1963年底结算时，帐面上仅余八分钱，要是说一年工分只值八分邮资，那么多数人只好盖上欠资邮戳了。
他们过去走了一段漫长的路。“四清”时，一个转业军人正好回来，就和生产队长一起号召打井，当时没有机井，只打砖井，打了一眼又一眼，1965年粮食猛增，每亩到了806斤，居然过了“长江”。他们是全县唯一跨长江的大队。他们又用超产交粮所得的奖励布票，折合起来正好还清国家贷款。不幸，“文革”中这一条构成队长罪状，说他克扣社员布票，卖了粮不给社员穿布，跟着产量也年年下降。“农业学大寨”喊得震天响，地里却打不下粮食。直到1971年才逐渐回升，1974年亩产又增到1104斤。
承包制在这里，有它自己的路标。
他们每人分到五分口粮田。上有集体的农业机械，下有个人的田间管理，今天证实这五分口粮田完全保证了社员的口粮。但是，接着又包下去每人半亩责任田，这些地一包，土地就分光了。土地一光，生产队不存在了，大车也没用了。有人主张64辆大车随着土地一起处理。一场大辩论也爆发了。集体有猪场和鸡场，他们的饲料地需要大车。砖厂是全村的骨干企业，也需要大车。这是集体和个人之争，结果集体保住了大车。至于责任田，一年干下来，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家家有了口粮，家家又在企业里干活，谁也不稀罕那份责任田。现在准备收回责任田，改为小型农场。这可能是既解放劳动力又求得最大效益的好办法。
他们因此懂得路子要试探着走，要因地制宜。如果不掂轻重，闹不好也会翻船的。
他们顶过风。1984年刮过一阵盖楼房建新村风，他们给顶住了。回想那时，可有意思呢——
甲说（传达上级的声音）：“你们，原来准备好的柁和檩，该卖的卖，再别想盖平房啦！想翻旧房的，没有房基地的，今后也一律不批。要批就是楼房。”乙说（群众的声音）：“八成是好事。可怎么不先跟群众商量商量。”
甲又说：“好事还用商量？这不是来了规划员，画好图纸就干。10年到15年，全村楼房化。”
乙又说：“依你说，有条件的盖，没条件的也盖。村大的盖，村小的也盖。全得楼房化，是不是？我看，石楼村1000多户，别说10年，20年也拆不完，盖不起。”
又一个乙说：“这话也对。社员盖几间房，多不容易。谁家不是前三年后二年，前后继续五年。前三年攒钱买石料，砖瓦石片，后二年是堵饥荒。这么说，没有房住的不让盖，有条件想宽绰一下翻新的，又不行。想必来个一律不准。”
另一个乙又说：“下边挡不住有骂娘的。就说那一家人，一个是‘坐着喘’，老婆子也60多岁，儿子又坐轮椅，将来他们怎么上楼？”
这时有三个村干部，站在村边大道拐弯的地方。
一个说：“瞭见了吧！要盖楼房从这往南推，挨着谁，就拆谁的。”
第二个说：“第一户是王振家，不到十户就轮到你。”
头一个说：“轮到我，我就拆。”
第二个又说：“你这可是去年新盖的房，一溜七间新房。”
头一个仍然说：“党委决定，大队同意，该拆就拆。”
第三个一直没有发言，这时他说：“你们俩这样，年轻人更没问题啦！可你们俩代表不了群众。你们俩有条件，我可盖不起。我也刚盖的平房。叫我拆平房盖楼房，我盖不起。你们非要拆我那房，房里那些东西，你们尽管往当院扔，往当街扔。我没地方住不要紧，搭个窝棚就行。这不，我盖不起，也不违抗命令……”
这件事把石楼村托在浪尖上；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平平安安过来了。
不管怎么说，石楼村的企业发展，却是一直在稳步前进。
如今又建了新砖厂。新砖厂如果有25年寿命的话，它和东西两片企业群，会把石楼村带进新的世纪里去。
我参观了正在兴建的新砖厂。新的烟囱，新的厂房。拖拉机和吊车，一片吼声。建老窑的人，又在新工地上大显身手。最后几孔窑正在封顶，窑顶上不少白瓷碗碎片，这些碎片是用来填补拱顶砖缝的。它们由瓷厂5元一车拉来，看来没有用完，它们在阳光下闪出一片快乐的亮光。
注：①农民把集合叫“叫齐”。
②农民称太阳叫“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