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头一年的回顾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

抗日战争头一年的回顾
〔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
詹姆斯·贝特兰是新西兰人。作为记者，“七七事变”时他正在日本采访，以后辗转来中国，是西安事变期间到达陕西的唯一外国记者。他在延安以英国记者身份采访了毛泽东同志，以后到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采访一段时间。本文系贝特兰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而作。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东京的气氛，看到中华民族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更可以看到当年中国人民是如何奋起浴血抗战，才夺取胜利的。这对于我们重温历史，特别是青年一代认识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编者·
50年前，当日本人在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对华侵略进入一个新阶段时，我正在东京，是一名年青的自由撰稿记者。我去那里是想对日本人民面临一场持久大战的前景有怎样的情绪作出判断。最初出现的是短暂的、骗人的平静，我的日本朋友们都以为危机已经过去。随后在7月14日晚，我们听到摇铃声，说是东京的报纸出了特刊，头号标题是：日本军队派往华北。四个师立即出发。大战开始了。
在东京车站，一群群激动的妇女和儿童同开赴前线的军官、士兵们告别。驶往神户的路上，大批人群涌向乡间车站，摇着彩旗向我们的火车欢呼。我登上一条名叫“奈良丸”的小型货船，同准备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们挤在一起。我们在夜半起航，经过内海朝着门司驶去，第二天便离开了日本。
来到北京，我们发现古城仍由穿着灰色军装、装备很差的宋哲元将军的部队守卫着。在城南的南苑，数百名学生作为志愿后备队住在军营里，帮助守卫一个没有飞机的机场——他们仍期望南京政府会派来增援部队，但什么也没盼来。7月28日一清早，全城都被城外日本人的隆隆炮声惊醒了。
第二天，我同斯诺以及外国使馆的官方军事观察员一道出城观察南苑战场。29路军地方部队和许多学生后备队不是死在他们的岗位上，便是在他们挤上卡车盲目向西开时遭到重机枪的突然扫射。那是我第一次在近处看到现代战争的场面，看到训练不良、指挥不当的军队在面临严重不利条件时会遭到什么命运。埃德加·斯诺当时对一年前他采访红军领导人所得到的印象记忆犹新，他尖锐地评论说：“共产党军队决不会象这样在固定的阵地上被敌人抓住。南京得多久才能学会打运动战啊！”
为了亲自了解由原红军组成的新编八路军在训练及战术上的风格，我决定去延安及在山西正在形成的北方前线。
延安之行
在8月7日日本人占领北京之后，我接受了一个年青的东北学生（他也要去延安）作我的私人秘书。当我们好不容易地终于登上去天津的拥挤不堪的火车时，埃德加·斯诺把我介绍给一位衣着朴素、不大惹人注目的妇女：“你知道她是谁吗？”那是邓颖超女士——也许日本人在全中国最想抓到的女人就是她了。同一个外国人一道旅行，她更容易通过天津火车站上检查哨的日本宪兵队的盘查。事实也证明是如此。
斯诺和我搭船去青岛，然后乘火车去西安，在那里我们同佩格·斯诺和埃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招待所会合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获悉中国在战争中首次告捷的消息——板垣征四郎将军的第五师团在平型关败于八路军第115师之手。
为了逃避蒋介石蓝衣社的便衣特务，我东藏西躲了一星期，终于想法子蹲在八路军卡车上的一堆大米袋子后面，离开了西安。卡车一路在乡间土路上行驶，十分颠簸劳累，到后来车子全抛了锚，我们最后一段路是骑着粗毛的华北短腿马走完的。
毛主席的家
一到延安，第二天早晨我便应邀去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典礼。1000名学员蹲坐在一座庙堂式建筑前面的空地上，建筑上交叉悬挂着国民党旗和镰刀斧头旗。在一条板凳上给我让出了位子，有人递过一大杯茶；一个高身材的人站了起来，伸出一只手。我注视着在那顶褪了色的布帽帽沿下他那双微微眯起的眼睛。“这是毛主席”，吴亮平说。“抽烟吗？”毛泽东说着，递过一盒“老刀”牌香烟。
当毛泽东站起来向学员讲话时，他用他那很重的湖南口音无拘无束地谈着，充分运用了农民的幽默，常引起阵阵笑声。“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实践中找出日军的弱点。然后，只要我们有谋略、有决心，就能把它各个击破。记住，你们从农民那儿连一块山芋也不准拿；因为这正是过去中国旧军队的弱点。我们必须把八路军建成一支模范军队，不论在战斗性，还是群众工作方面都应是模范。”
在其后的几周内，我在延安毛主席的窑洞对他进行了一系列采访。我们总是夜里见面，因为那是他最好的工作时间。他对我提出的书面问题的回答后来载入了他的选集，题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日期是1937年10月25日。谈话包括深入分析了截至那时的战局，并十分准确地预言战争如何到时候定将同一场更大的世界冲突汇合起来，导致日本的最终失败。在我遇到的人当中，没有谁能象他那样使我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智慧的能量，专注的意志力和对国际政治的真正贯通。
进入山西
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秋天，延安城到处都是从沿海各大学来的学生，他们都在为未来的长期斗争作准备。
毛主席建议我先到晋南的八路军总部去。这意味着要同一个骑兵侦察队一道东渡黄河。山西省会太原在我们过河的那天陷入日本人之手。当我们找到一辆军用卡车，向南行进时，我们被一群疯狂溃逃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官员超了过去，他们都只想尽快逃出山西。临汾成了临时省会，八路军设有办事处。我被介绍给一个腰杆挺直、相貌英俊、留着黑色短发的人。值班军官说：“这是群众动员部政委周恩来同志。”
一天早晨，他就日军在华北的士气问题向我通报了内部情况——我们一起查看了缴获的板垣将军的副官的日记。这是一个死在平型关的很敏感的青年，他显然为早些时候在南口的同伴们之死感到心寒：“呵，勇敢的朋友们，你们长眠了。”他写道：“然而尽管这是光荣牺牲，到头来也不过是一个小木盒里的一把焦骨。我与你们并无差别。”日记保存完好，还有好些张钢笔蘸墨水画的精致素描。我感到周恩来对这个日本制造的战争的早期牺牲品抱有可想象的同情。
总司令
在（八路）军司令部我有机会同朱德将军和副司令员彭德怀详尽地讨论战争问题。朱德外表朴实，性情文静，讲话举止平易谦恭。彭则是说干就干，精力旺盛。朱称赞日本人的火力和装备，但看到了他们那些战斗弱点。
“日本人不善于小部队独立行动。他们靠机械化运输。所以我们总是在山里打他们。我们不必担心后方，到处都有老百姓支援我们……”
对于去前线的任务，朱德让我在他的3个前方师中选一处。“我能去贺龙那里吗？”第120师在靠近大同和雁门关的地方，正在作战，有几支部队最北已到达绥远（现内蒙古）。
华北前线
我们乘卡车、骑骡子、坐牛车，甚至骑骆驼，花了两周时间，绕了很长的路才到达贺龙的晋北基地。我们抵达师部时，山已封冻。
贺龙如传说那样活跃和富有戏剧性。当他来回走动或大声和战士打招呼时，他那壮实的体态表现出无穷的精力。他的副司令员肖克只有30多岁，看上去更年青。他俩都愿意接受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
贺龙坚持要我们在他的司令部参加新年欢宴。在这之后，我的学生翻译和我，同护送我们的六名骑兵交通员立即动身前往前线。在一个月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持续运动中，一小队人马顺着分散的前沿阵地迂回行进。我们常越过铁路；更经常从山上瞭望日军的前哨基地，核实他们的驻军兵力。
我们走过被洗劫过的村庄，满目是烧焦的门窗和横七竖八的尸体。我同当地游击队员交谈，也采访已获自由的日本战俘。在359旅旅部，我搜集了一些老红军司令员的长征故事，他们还都不到30岁。
我们每天都随着黎明前的起床号开始一天的生活。碰上运气好我们会吃上一顿象样的大米粥或汤面的早餐，平常则是一块干小米面饼就白开水。我们的马只要有点干豆杆儿或一把碎玉米就走得不错。在寒冷的空气中它们呼出的水气象是烟雾，冻在丛毛上的冰柱叮当作响，好似响板的撞击声。在长城脚下山西一带光秃秃的山上没有树，山间溪流全结了冰，从蒙古刮来的风不是带着风沙便是大雪。华北一年四季生活都很艰难，但在冬天，当村庄象一个个地洞卷缩在黄褐色的山坡上时，你才能领略它的真面貌。
我们回到潼关附近的朱德司令部时，我已经完成了与八路军在一起的将近5个月的旅行。我感到我对八路军的动员与训练方法，对它隐蔽于农村、又能快速集中兵力打决定性战斗的独特本领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这的确是一支新型的模范军队，从实践中摸索出正确的战术，以同装备优于自己的敌人打一场持久的保卫战。我对于能作为最早去观察和报道这支军队的三个外国人之一而感到自豪。
（附图片）
1937年8月在晋北八路军120师作战地采访的贝特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