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实践的试金石面前——南开大学两位研究生的反思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在社会实践的试金石面前
——南开大学两位研究生的反思
本报记者　肖荻
学潮中，他们贴大字报、上街，成为“风云人物”。学潮后，他们和部分高校学生一样，曾有种“苦涩的失落感”。社会实践，在他们面前展现一个新天地，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领悟：抱怨社会不理解自己，自己对于社会则又了解多少呢？
“这五六个月，好象过了五年。”“有些事，终生难忘！”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86级两位年轻的研究生，跟记者谈起他们近半年来两次参与社会实践的情况，感慨颇多。
王旭光，来自大连，性格直率。姚春，来自浙江，敏感多思。大学本科时一个学生物，一个学历史，同样是未踏入社会便成为人所艳羡的研究生，也同样矢志献身社会学，要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对策，促使社会良性运转。去年底，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校园的空气时，他们和一些同学一时冲动上了街，姚春还主笔写出并张贴了一张所谓“要民主”、“要自由”的大字报，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
很快，冲动的情绪冷却下来。耳边是各方亲友的劝说、师长的忠告、舆论的批评，甚至，还有母亲为他们担心的眼泪。他们已经直觉地感到，损害了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对谁都没有好处，上街和贴大字报的做法不可取，但有时又难以自解：“可我的动机是为了推动改革，为什么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朦胧的反思加上苦涩的失落感，久久缠绕心头。
正当此时，一直关注他们进步的班级党支部书记、来自部队的同学董兴华问他们愿不愿参加一个考察组，到辽宁建昌县为某部安装营作些咨询服务活动？他俩正想出去开阔一下眼界。系领导更支持他们去参与社会实践。
眼前是一个地处山沟、工作十分艰苦的安装营驻地。他们原以为战士的思想和生活是简单和刻板的，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战士们军容严整，情绪高昂，兴致勃勃地听董兴华等人讲“军地两用人才的社会学意义”、“施工网络管理法”、“社会心理学和人际关系”。营党委配合他们用问卷、访谈、观察等方法，进行多侧面的军人意向调查，以便引入先进的社会学原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战士们朝夕相处，在两位研究生的面前展现了一个新天地：当初尽管学了社会学，我们搞过几天社会调查？在对社会缺乏起码了解的情况下，写“宣言”、呼口号，要“唤起民众”，岂不……
思绪，在王旭光、姚春脑中激烈冲突。两人不久又看到了另一种景象：
在建昌县杨树沟山村，他们串门入户考察。好多人家仅是一缸高粱米、一缸咸萝卜。和户主们谈民主、谈教育、谈商品经济，回答往往是“男人识几个字就行了”、“养几只鸡就够了”。村民也有自豪：“8年前这里三顿吃稀的，现在三顿吃干的了！”但毕竟是土壤瘠薄、交通闭塞、人才短缺，这里离富裕还很遥远。尤其那小学校里无一块窗玻璃，无几张桌凳。3月的东北，寒风扑进来，手脸冻得通红的一些孩子，听课时就那么站着、站着……
研究生们的眼睛湿润了！一个女同学立志毕业后到这里服务。
王旭光、姚春似乎更加感受到一种冲击、一种领悟：
“我们常常抱怨社会不理解自己。然而，我们对于社会又了解多少呢？虽然地处偏僻山沟的这个山村，仅仅是祖国版图上的一点，但它反映了：一切落后现象是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经济的诸原因造成。改革是迫切的，但有着极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它不是振臂一呼就能解决问题的。社会上尽管有恼人的不正之风，但有更多的人，象那支部队那样，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除旧布新。就连那贫困山村的老大娘也知道：对比8年前，有进步，有信心！而我，当战士和老乡们找我咨询，我又能给人家提供多少高见呢？”他们痛感到自己的不足、不足！
学习一向高分、16岁上大学、又以最高分考进热门学科——社会学系念研究生的姚春，自我解剖：“我自幼是从家门进校门、从书本到书本，一向自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其实，贴大字报时到南大才4个月，连报纸也很少看，更不要谈接触社会，只是对小道消息特别敏感。无怪我的好友说：‘你自以为独立思考，还不知按谁的鼓点儿跳舞呢！’”
他和王旭光最近的变化，一是读书变踏实了，二是渴望再有机会搞社会调查。王旭光仍旧是活跃的团支部书记。他指着眼前一摞译稿说：“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下周来校讲话，此人知名度很高。但他在研读德国社会学先驱韦伯的著作时，专门到德国实地考察了一年。费孝通先生也十分强调社会调查，这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研究生不是尤其重要吗？引申到学习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往往并未去读，就跟着别人说三道四。最近，我精读了《1844年经济学手稿》，觉得十分精辟，再讨论当前一些经济问题时，就感到分析能力提高了……”
今年暑假，王旭光、姚春正准备继续走向社会，继续他们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