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分先富才有共同富裕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有部分先富才有共同富裕
本报评论员
农村经济改革，已经给亿万农民带来了很大好处。近几年，无论沿海还是内地，农民的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对此，人们是普遍满意的。但也有些同志对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不同农户之间收入差距拉开感到困惑，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偏离了共同富裕的方向，从而对深入改革产生犹豫、动摇。这种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
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奉为崇高的宗旨，为此奋斗数十年而不渝。但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摆正共同富裕同差别富裕（即有先有后的富裕）的关系，犯了平均主义的错误。在农村，曾不顾各地区因社会、历史、自然条件不同，农户间因劳力、技能等不同而客观存在的差异，用“一平二调”、“吃大锅饭”的手段，抑富济贫，力图通过缩小乃至消灭收入差别，实现社会公平。结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人们反而陷于共同贫穷的困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吸取教训，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包括允许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内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农村一举打破毫无生气的局面，出现竞相奋进的新貌。在农村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农民开始朝着劳动致富的道路大步迈进。事实说明，在富裕程度拉开距离的同时，并未出现某些人所担心的那种“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的两极分化现象。近几年，尽管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很快，但西部比较落后地区农村经济的年增长速度超过了东部；尽管各地涌现的率先劳动致富的农民富得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在他们的影响、带动和激励下，“一人富，富一片”，大批农民收入迅速增加的现象，更令人鼓舞。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从1979年到1986年，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增加了263元多，是从建国到1978年29年增加额的近3倍；同一时期，人均年收入2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户所占比重从72.5％下降到11.3％，人均年收入500元以上的高收入户则由0.6％上升到28.6％。从上述事实无论如何得不出“两极分化”的结论，绝不能说改革只造成了差别，背离了共同富裕的方向。过去为了共同富裕而害怕差别富裕，弄出个共同贫困的结果；如今实行了部分人先富的方针，却出现了共同富裕的趋势。事实是雄辩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面对卓有成效的伟大实践，为什么有些同志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说到底，是过时的旧观念还在作怪。在一些同志眼中，共同富裕同差别富裕是绝对排斥的。他们不懂得社会主义的富裕只能既是共同的又是有差别的，把共同富裕理解为谁也不能快走一步，甚至把它当成限制农村种种正当经济行为的框子。事实上，收入完全一样的共同富裕是不存在的；收入大致相同的共同富裕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要依赖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实行差别富裕政策的过程中实现的。没有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共同富裕只能是一句空话。近几年农村改革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把理想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了，重新把发展生产力当成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并制订、落实了一整套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允许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的方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近八年的实践充分说明，收入差别的存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按劳分配，它是以承认差别为前提的。有收入差别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消灭贫困。因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劳动者收入的差别主要反映了劳动的好坏、贡献的大小。劳动好、贡献大，收入就高，有能有力者自然愿意尽能尽力；能低力微者，也会感到压力，受到推动力，奋起学习，增长才干，努力工作。正是这种激励人多干、干好的机制，带来了近几年农村生产力的大提高，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全面迅速发展。倘若还象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勤的不奖懒的不罚，干好干坏一个样，那就只能鼓励人们拣最轻松的工作干，出工不出力，满足于低工作效率，恐怕许多地方至今仍然要为温饱发愁呢。
当然，承认和允许收入有差别，不等于主张无限制地扩大差别，不作任何必要的调节。因为差别一旦超过了社会允许的范围，同样会影响人们的积极性。我们应该也能够处理好发展生产力、追求经济效益与照顾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既避免走牺牲效益、强求公平，实际是大家一起受穷的老路，又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努力使收入差别和社会承受力保持平衡。当前更为主要的是，要引导人们进一步破除平均主义的僵化观念，充分认识没有收入差别，就不可能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也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道理，坚持发挥这一方针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把人们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更充分地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