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杨绍萱同志〔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答杨绍萱同志〔注〕
　艾青
我们不是谈群众创作
在我们的戏曲改革工作中，存在着一种严重地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通常叫做“反历史主义”，就是当处理历史题材和古代民间传说的时候，把许多只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的人物和事件，拉扯到现代来，加以牵强附会的比拟，或是把只能产生于今天的观念和感情，勉强安放到古代人物的身上去。因此，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就出现了似古非古、似今非今的混乱现象。今年夏历七月节在全国各地涌现了许多这样的神话剧，有的把牛郎织女写成被贬下凡尘后，经过了劳动改造，成了劳动英雄回到天上去；有的是因为牛郎织女劳动观点强，二人订下盟誓，自愿一年见一次面；有的戏里牛郎穿工人服，织女穿学生服；有的以为原有的神话故事的主题不够积极，就在剧本里编造了许多新的情节，用以影射当前国内外的形势。我在
“谈‘牛郎织女’”一文中，一方面指出这些混乱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对处理神话剧的建议。因为这种混乱现象假如不加以克服，要产生好的神话剧是很困难的。
杨绍萱同志认为我是想把“人民戏曲文艺运动连根子都拔了”。这罪名也太大了。
杨绍萱同志指出，中国工农群众自从政治上获得解放后，“他们才真正有了文艺运动和戏曲改革运动。从而土地改革也好，抗美援朝也好，便就着各式各样的故事，处理成歌曲、小说、以至剧本而演出于舞台。这些作品，不管是文艺修辞或艺术形式，不消说有若干是很幼稚的和很简陋的。这在封建士大夫或资产阶级文学家们看来，会觉得是很粗俗的、很可笑的，以为‘难登大雅之堂’的。这个运动越发展，他们就越不满意。”
这段话的意思不外是两种：戏曲改革是群众性的运动，对于他们的创作应该爱护和尊重；对目前的戏曲改革运动，不要用封建士大夫或资产阶级文学家的眼光来评判。
但是，今天我们并不是谈群众创作的问题。我们谈的是像杨绍萱同志这样一个对中国戏曲改革工作负有行政职务的人对待民族遗产、创作方法以及文艺批评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对某个小学的恳亲会的节目或是某个工人业余剧团的表演发表意见，我们是对像杨绍萱同志这样的专家的作品发表意见。假如杨绍萱同志把对自己作品提意见的人都看做是敌人，凡是对自己的作品有所不满的都是封建士大夫或是资产阶级文学家，这除了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之外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
“变样儿”
杨绍萱同志说：“要动就要变样儿，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历史与革命就是这样无情，它是不管你是什么‘为文学而文学、为神话而神话’文学家们愿意不愿意，它是一股劲儿在那里变……”
我们不是国粹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我们主张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也主张对所有的民间传说加以整理和改编，但我们也主张对待民族文化遗产、民间传说无论是整理和改编都必须采取慎重的、严肃的态度。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极端轻率的、任意宰割的作风。
杨绍萱同志主张“变样儿”，我们完全赞成；但我们却要研究一下杨绍萱同志把“牛郎织女”这个神话变成了什么样儿。
杨绍萱同志在他的“新天河配”里“创造”了许多东西。他借这个神话宣传“保卫世界和平”。在他的剧本的十七场中，有十场是关于鸱枭与和平鸽之间的斗争。他说：“鸱枭只是涵蓄一般性的破坏分子，破坏人家的美满婚姻，破坏生产关系，亦即破坏生产，是封建主义的帮凶，自然里边也可能有帝国主义‘杜鲁门’。”
杨绍萱同志的理论是：“在伟大的人民革命时代为什么就不许‘借神话影射现实’而加以创造呢？”他又说：“你说神话不能影射现实吗？我说能的。你说不能借神话反映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等等吗？我还是说能的。这个微不足道的‘新天河配’就是他的铁证。”
杨绍萱同志显然是说他做了的就是对的。这未免太不谦虚了。
我们暂且不说古代既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土地改革，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我们也暂且不说借神话来宣传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是否合适。我们不妨看看杨绍萱同志是怎样宣传“保卫世界和平”的。
杨绍萱同志借鸱枭与和平鸽之间的斗争，来影射帝国主义阵营与和平阵营之间的斗争。这里，无论鸱枭也好，王母娘娘也好，都没有任何可以表现帝国主义性质的凶恶的侵略和压迫，鸱枭不过是受长老的供以神位的条件，到牛郎家去扰乱，使“家宅不安”（这在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现），王母娘娘不过是要织女不下凡嫁给牛郎，如此而已。而这场斗争，是由于长老没有被邀请去喝喜酒所引起的。这斗争不等于是儿戏么？难道帝国主义是这样的么？这个关系全人类命运的斗争，在杨绍萱同志看来，只要织女的一支“宝箭”，一只“宝梭”，也就解决了问题。这不是拿政治开玩笑么？杨绍萱同志提出了何等庄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回答却又是何等滑稽！
杨绍萱同志就是这样地，把原有神话的主题和情节都“变样儿”了。并且把原来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悲剧，改成了喜剧。大家都知道，原来的神话故事是结合了天上星象的变化而构成的，牵牛星与织女星只能一年相会一次，现在牛郎织女既然团圆了，这个神话故事就完全丧失了根据。
我所说的“完全成了另外的东西”，就是指像杨绍萱同志这样的把原有神话一脚踢开的，所谓“一股劲儿在变”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不但是破坏了民族文化的遗产，也是把我们当前的政治斗争加以歪曲和庸俗化了。
艺术呢？魔术呢？
杨绍萱同志的创作方法，是违反现实主义的。在他的创作里，人物既没有一定的性格，也没有一定的思想。一切都跟着他自己的天真的构思和设想而打转。
杨绍萱同志在他的“新天河配”里，宣传反对迷信的思想，当牛郎哥哥说“总要选一个好日子”的时候，牛郎的嫂嫂说：“你还是有点迷信，那天也不如今天好。”当舅爷把长老赶出来的时候他说：“你这老迷信，现在要打倒……”这种反对迷信的思想，就连靠迷信吃饭的长老也有，当他向王母娘祷告的时候，他说：“王母娘娘那儿会说话呀，我拿着王母娘娘骗人，我可不能骗我自己……”
但在剧本里，王母娘娘出现了，王母娘娘既然是迷信者所供奉的偶像，她怎么又真的能下凡呢？她怎么又能把织女从人间捉回到天上去呢？杨绍萱同志是先向群众宣传应该反对迷信，再又向群众宣传
“神是的确存在的”。难道不是这样么？
在杨绍萱同志玩弄魔术的笔下，这个王母娘娘一下神通广大，一下又会变成毫无办法。当她要下凡捉织女的时候她可以不带一兵一卒亲身把织女捆绑回去；但当老黄牛告诉牛郎“你到了清水池边，看见岸上白罗衫儿，抢到手中，织女便不能上天，王母赶来，也就无济于事了”的时候，她不是毫无办法么？这个剧本的结尾是说鸱枭被捉住，牛郎织女团圆，这个王母娘娘不也是毫无办法么？
至于织女，当牛郎要救鸽子的时候，她说：“这里现有弓箭，此箭乃用神针造成，百发百中”；但当牛郎射了鸱枭之后，她马上又说：“此事不好，”“那鸱枭乃王母所养，此番中箭，必去哀告王母，倘那王母下得天来，只怕你我夫妻就要被她拆散了哇。”而当她被王母囚禁的时候，身上又有了“宝梭”，托鸽子带给众姐妹为她织天罗地网，把鸱枭捕捉起来。
杨绍萱同志编造了一个“老黄牛和破车”结婚的故事，用以象征“生产手段和劳动工具”的结合，他借长老的嘴，赞美自己的“创造”：“这倒新鲜。”
这件事虽然“新鲜”，但却也很困难。老黄牛和破车的关系虽然很密切，却不一定会有什么感情，因为破车对老黄牛无论如何只是一种莫奈何的负累。当牛郎织女结婚那天，牛郎嫂嫂突然说：“真是的，你总惦着那老牛破车，就那么办，今天叫老牛和破车也结婚，你们后边换换衣裳。”
就是这同一个嫂嫂，在他丈夫提出要给牛郎娶媳妇的时候，她曾说：“兄弟的终身大事，可不能麻胡，那得向他商量商量，问问他的意思才行。”现在她在这个能念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老黄牛和破车面前，却连一点民主也不讲了，索性下一道命令叫它们结婚。当然老黄牛和破车是不会有什么抗议的，因为这一切原不过是一些天真的笑话而已。
杨绍萱同志的所谓“创造”就是这样。因为他的创作作风是七拼八凑的，所以里面矛盾百出。他
“创造”了这样的一些人物，像哈哈镜里所照的脸形，一下拉长了，一下又成了扁的，一下万能，一下束手无策，一下讲民主，一下又主张包办婚姻。我们可以想像得到，杨绍萱同志在创作时，存在着许多矛盾心理：他想写神话故事，却又怕宣传了迷信；写了反迷信，情节不能向前发展了，还是要请菩萨下来；他想写爱情，却又怕被讥为“儿女之情”，于是提倡生产，把生产工具发展史、生产手段和劳动工具的结合都安放进去；这还不够，怕不能结合当前的现实斗争，于是想到应该写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等等。于是艺术成了魔术，里面好像什么都有，结果是什么也没有。
“新涵义”、“新语言”
杨绍萱同志随便地引了一段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自己在处理“神话剧历史剧运用新语言和新涵义”的理论根据，我是看了几次也没有看出马克思的话和他的创作之间有什么共同之点的。
杨绍萱同志在写作时所采用的语言，是最混乱的语言。在他的剧本中，掺杂了拙劣的旧诗词，庸俗不堪的陈词烂调，不必要的土话，以及许多文法不通的所谓“新语言”。这里顺便举几个例子：
我，牛大郎，务农为业，父母下世，剩我兄弟
二人，娶妻田氏，倒也贤惠（恐系慧字之误），
只有兄弟尚未婚配，叫我十分挂心……
前面说“剩我兄弟二人，娶妻田氏”，人们会以为两兄弟合娶一妻，后面说“兄弟尚未婚配”，成了矛盾。当然杨绍萱同志的意思是指弟弟还没有娶妻，但这里的两个兄弟实在把人给搞糊涂了。
柳阴中燕双飞风光如画
田园内俱都是禾黍交加好一个“禾黍交加”！
郎君靠着老牛破车，一年四季，辛苦劳作，支
持了这个过活…… “支持了这个过活”不知是什么意思？其他如：“专向人家闹糟糕”、“女呼娘来泪如梭”、“恩爱好比春之花”、“天配良缘好快哉”……实在叫人看不下去。
把这种语言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驱逐出去吧！
杨绍萱同志所说的“新涵义”又是什么呢？
杨绍萱同志在剧本中夹进了许多生硬的说教。剧本一开始就说：“男耕女织务农桑，春种秋收四季忙，饱暖全凭劳力取，卫国兴家得自强。”牛郎上场时说：“雄鸡知报晓，老牛能拖犁，男儿须立志，莫负少年时。”牛郎向织女求爱时说：“只是你要同我兴家立业。”牛郎哥哥从地里回来说：“今年粮食吃不了，我们国富民强属第一。”织女赞美鸽子时说：“……他在人间立功劳……志量光明达云霄……”读杨绍萱同志的这些说教，真使人产生回复到清末民初的感觉——太过时了。我们不知道杨绍萱同志所歌颂的究竟是什么时代？
杨绍萱同志就是这样粗暴地处理“牛郎织女”这个民间传说的。
“乌鸦”和“喜鹊”
杨绍萱同志说：“真正模糊了原来神话的线索，特别是模糊了意义，不是别人，而恰恰是艾青自己。”老实说，我没有像杨绍萱同志那样大的胆量和“创造”的才能。为了研究这个神话传说，我看的东西虽然不多，但像杨绍萱同志文章中所提到的材料也都看过。我所引的故事，也是从别人的著作中抄下来的。这并不是我想卸什么“模糊了原来神话的线索”之“罪”，只是我不敢掠他人之美。
杨绍萱同志说我“把天帝剥夺劳动人民婚姻自由的罪行写在了乌鸦的账上，即把反动统治者的罪行他亲笔转写在人民的头上”，“放走了敌人，加罪于人民”。我竟犯了弥天大罪！但是我想原来故事里的乌鸦，指的并不是人民。拿乌鸦当人民或是拿人民当乌鸦的是杨绍萱同志。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乌鸦是比拟灾祸的。乌鸦衔天帝之命，通知牛郎织女，是一种狗腿子的作用。
杨绍萱同志说：“喜鹊搭桥使牛郎织女能见面”是“王母娘娘圣旨钦定的”。又说：“如果说喜鹊或百鸟象征群众的话，那么这种群众是在受着王母封建主义的奴役呀。这个神话不明明是烙着封建阶级的烙印吗？由此可见，艾青所喜爱的神话，所欣赏的所谓‘优美’‘极美’等等，那里边是充满着人民的痛苦呀。”杨绍萱同志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欣赏着人民的痛苦。杨绍萱同志刚才把乌鸦当做人民，现在又把喜鹊也当做人民。能处处想到人民是好的。但喜鹊搭桥是由王母圣旨钦定，这也只是杨绍萱同志的解释。我的看法倒以为喜鹊同情牛郎织女的悲剧命运，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搭桥使牛郎织女相会的。所以有的传说中说喜鹊在七夕后头上脱毛。而杨绍萱同志却把喜鹊改成了和平鸽，从此
“鹊桥相会”成了“鸽桥相会”了。
杨绍萱同志的逻辑
杨绍萱同志三番四复地提到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意思就是说他是已经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的。事实却并不如此。杨绍萱同志对处理神话剧的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论的。他的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的理论和他所运用的思想方法，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实事求是，而杨绍萱同志却处处显得不老实。
杨绍萱同志对待文艺批评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以为自己写了抗美援朝，谁批评，谁就是反对抗美援朝；写了保卫世界和平，谁批评，谁就是破坏世界和平。因为我在“谈‘牛郎织女’”一文中，轻微地提到了杨绍萱同志的创作，杨绍萱同志封给我多少的称号啊：“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为神话而神话”、“封建士大夫”、“资产阶级文学家”、甚至“为杜鲁门服务”、“资敌”，真是罪该万死了。这当然只是杨绍萱同志的逻辑，这种逻辑，在革命阵营里是不流行的。在革命阵营里，任何工作都一样需要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取得进步。即使批评的人再多么“低能无知”，也不妨“倾听”一下。“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是我们民族的好传统。我对戏曲本来是外行，但当我看了一些奇特的“创造”而不能自己的时候，也就大胆提出一些意见。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希望杨绍萱同志能学习一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诫”的宽大风度。这对你的工作是会有好处的。在作战时，我们是反对浪费子弹的，因此我们对没有瞄准敌人的射击可以提意见；我们是爱护民族遗产的，因此假如有人在敦煌壁画上涂上一些标语，我们也要反对。我们就是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自己并使自己日益坚强、日益壮大的。像杨绍萱同志那样，为了有人提到了他的作品的错误和缺点，马上暴跳起来，甚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样子，显出了无比的混乱、烦躁、愤怒，实际上已经开始丧失一个革命者最起码的品质了。希望杨绍萱同志能及时警惕一下。〔注〕作者的这篇文章是为答复杨绍萱同志企图辩护他在戏曲改革工作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而作。杨绍萱同志原文“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危害性”载十一月三日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