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已有之”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古已有之”
董大中
在新时期的文学中，由“朦胧诗”打头阵，接着有“朦胧小说”和“朦胧论文”从两翼包抄上来，颇具阵势，使一些人在这阵势面前，如坠五里雾中，昏昏然又茫茫然，有不解，也有埋怨。其实，这种“朦胧体”，也是“古已有之”的。唐朝的李贺，作诗立意新巧，用语奇特，使人难以索解。唐代还有一个散文家，叫樊宗师。他的文章艰涩难读，连断句也难。如他的名作《绛守居园池记》的开头“绛即东雍为守理所”，就有“绛即东雍，为守理所”和“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两种断法。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里说到“点不断”的樊宗师和“看不懂”的李长吉时，是把他们放在“文章成为奇货了”的一节里的。鲁迅说，中国文字的难学，是一条“高门槛”，“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一言以蔽之，造“奇货”，是为了给这货披上神秘外衣，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新时期的“朦胧诗”，作为一种风格，一种流派，有它存在的价值，正如李贺在今天的文学史上仍占有一定地位一样。但如果一味“朦胧”下去，或者在不该朦胧的地方也硬要朦胧，是否有点造“奇货”以吓人的味道，就很值得考虑了。
还有另一种“古已有之”，这就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那样的诗，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那样的小说，王实甫、关汉卿那样的剧本，韩愈、柳宗元那样的散文。他们同样用汉字，却努力使那“高门槛”变得容易跨越，这样，他们也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
在“古已有之”的东西中，把哪些作为自己的“根子”，看来是需要做一番研究、鉴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