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到死丝未尽——记为祖国奉献了全部心血的中年科学家董泽清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春蚕到死丝未尽
——记为祖国奉献了全部心血的中年科学家董泽清
本报记者　武培真
他离去了。八宝山公墓大礼堂内外，挤满了吊唁的人群。一批批相识者和他难分难舍；许许多多和他从没有关系的人为他垂泪……
他离去了。有关学术会议一次又一次为他默哀；200来封唁电、唁函从各地发来；400来人登门安慰他的妻儿；不少人自愿担任他儿子的家庭教师……
他离去了。病房的女主任亲自为他穿衣服；看车的老太太一次次望着遗物抹眼泪；邻居家69岁的老保姆，艰难地拖着残腿向遗像献供品……
他——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刚聘任的研究员、50岁的董泽清，生命已经终结，却让成千上万的人久久萦怀。
他　选　择　了　垦　荒
他的主要专业，是研究马氏决策规划。
此学科，是50年代之后在应用数学领域出现的新分支。它以俄国数学家马尔可夫的名字来命名，简称“马氏～”。这个学科，是根据人们在复杂的社会活动中所面临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及事物本身的诸项矛盾所构成的系统状态及其变化规律，经过高深严密的数学分析和构想，为决策者设计各个时期应采取的最佳行动方案的。举例说，我国南方有座水库，雨季前，库管部门担心洪水冲决堤坝，主张水位降至125米；电站怕放水太多影响以后发电，主张保持127米的水位。省负责人想以两家提出的保留水位相加除2进行折衷。专家却根据水库、水情、河道等情况，运用马氏决策规划设计出既不危及大坝安全，又能保证最大发电量的科学方案，从而使国家每年少损失8000余万元，还避免因放水过多造成水患。董泽清告诉人们，用马氏决策规划调度水库，一般可增发电量4％至10％。据了解，这门学科对交通、能源、消防、救护、商品的调度，对矿山、工厂、国防设备的修理和更新，以及企业的投资和农林牧渔的管理等许多带有动态性和宏观性的问题，都有普遍意义。60年代，美国这方面的权威最多，被称为该学科的“世界中心”。70年代，荷兰跃居前列。中国呢？当时还是一块空白。
要填补这块空白，在我国并无先人引路，如同垦荒和开辟航线，要付出巨大代价。它的书就很深奥。而且，庞大的系统工程优化决策问题（譬如大型水系的航运、陆运的综合调度，大型水库群、电站群的综合管理等），计算量很大，而目前的计算机仍有局限性，原始数据的搜集就很困难。有人说：“这块骨头不好啃，弄不好劳而无获！”董泽清在一封信中激动地写道：“图轻松还会有出息？！干事业，最需要开创新局面。我们这个穷国，多么需要加强科学管理、加快开源节流的研究啊！也许我会搁浅、失败，但这对未来和他人却有用。”他毅然决定向不毛之地进军，向新的海域启航！
一锨一镐移动了大山
然而，在国内马氏决策规划领域，后来被称为“填补了空白”、“开路人”和“组织者”的董泽清，并没有长着神奇的大脑。1957年，他以北大中等毕业生水平进入科学院。1961年结束长期下厂实践的工作之后，和留在所里读书的同志一起答卷考试，分数偏低。他大学没学英语，又多了一桩困难。压力不小啊！但他有股倔强劲，深信爱迪生的名言：“天才是2％的灵感，98％的汗水。”
他把学生时代一天吃一顿饭也能读书10多小时的劲头拿出来了。他常通宵苦读。星期天，人们忙家务，他仍扎在书刊堆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啃生茄子、喝白开水充饥，把节下的粮票寄给饥饿中的母亲和弟弟，可熬夜读书从没间断。1963年，他得了心脏病，并未放慢奋进的脚步。“文革”来了，“突出政治”，“读书无用”，学术权威都进“牛棚”，许多人织毛线、搞无线电、拉墨线（打家具），科学院与科学绝缘了。董泽清却争分夺秒地向马氏理论进军。中关村大操场北有座马蹄形的二层小楼，曾是运筹室的办公地。人们都到院部“搞革命”去了，这里便冷落下来。此楼一层的东南角，楼道打了隔断，是个僻静处。想当初，董泽清和妻子李冬竹谈恋爱结婚就在这里。两人迁居后，楼道堆上了破旧书报，光顾者更少，对逃避“文革”的人来说，倒成了沙漠中的绿洲。董泽清常借口去看大字报，和妻子旧地重游。妻坐在门口织毛衣望风，他在屋里焊收音机，可总也焊不完，其实是掩护读书。他还以妻和岳母“生病”为由，躲到亲戚家读书。并常和“反动权威”凑到一起下棋，借机谈学术。他和“史无前例”玩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有关马氏决策规划的各种资料和其它分支的最新书刊，甚至化学、电子、土建、生物、通商、石油、哲学等各领域的知识，他都广泛涉猎。一捆捆卡片，记录了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最新科技成就和管理范例。　
随着文化禁锢的粉碎和经济、科技改革的到来，他有了春天，有了在科学领域纵横驰骋、自由翱翔的广阔天地，除了苦读，广泛的学术交流和联系实际成了一大内容。单是直接到实践中参与的科研课题，就达十来个。这些课题，有的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数据，有的可以为企业赢得成百万、上千万元的经济效益，有的为决策性行动提供了最佳时机。如他与别人对露天矿关于采掘和运输设备配备的设计，仅省下一台电铲，就能为国家节约800多万元。他对《矿山设备最优更换问题》的研究，既可使企业避免设备陈旧而影响生产率，又可避免盲目更换造成投资的浪费。
人们称他“是科学院最勤奋的几人之一”，又觉着他太不幸运，没象陈景润那样较早地被社会上层所发现，也没象张广厚那样在生前就见诸报端。但他自有心志——不图其名，专心充实知识的宝库，为祖国增建通向新领域的科技大桥。他可以充当桥墩中的钢筋柱，至于被江水和泥沙淹没，是否为人所知，这无关紧要。但那大桥的存在，自然包含了对自己的永恒纪念。他那随时揣在衣袋里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功名利禄淡如水，才学胜过百万金。满山栽花山锦绣，高天观景景宜人”。几行普通文墨，活画出一个多么宽广、无私、豪迈而又乐观的内心世界！所以，当听到他帮别人完成的20多篇论文，尽管注入了大量心血，有的是在病床上一字一句改写的，可他从不署自己名字的消息，当听说他组织并主持的学术机构，在头衔上总是谦让别人等一类事情的时候，你会感到这十分自然。
人们说他惯于默默无闻，甘为人梯。然而，是种子，总要萌发。近十年中，他的知识的江河奔腾了，新峰崛起了。他1978年撰写了我国第一本《马氏决策规划讲义》。他撰写的属于该领域的15篇以上的论文，皆为国内最高水平，有些达到国际水平和世界先进水平。他将一些抽象、零乱的理论捋出了头绪，使复杂的计算简洁了。他在“连续时间模型”方面的研究，在国际上受到好评。他与学生刘克合作的关于最优策略结构的研究，在世界上首先搞清了一个长期不得解决的影响较大的重要问题，为马氏决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之后，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他的成就在国际上引起高度重视。外国权威称他为“专家”，赞扬他“富有开创精神”。一位来华访问的荷兰数学博士兴奋地赞叹：“人们说，荷兰是世界上70年代马氏决策规划的研究中心，看来，80年代，中国也要成为一个中心了！”
一张网，他织成了
他为国家设计着种种优化方案，却忽略了为自己设计一个健全体魄的最佳方案。到80年代，他时常出现二度心衰，上二楼都要冒汗。医院劝他立刻手术，换上人造心脏瓣膜。他犹豫不决（这铸成了无法挽回的大错）：一是听说这最多只管20年，接着去见马克思，他觉得划不来，带着侥幸心理想晚几年再换，期待着延缓几年寿命，多干些事情；二是进口一个人造瓣膜要花数千美元外汇，怕因此造成所里医疗费超支，影响大家。
友善的国外朋友想请他暂时出国工作，提出帮他治病。这有利于学术交流和恢复健康。但他想，老一代科学家大多退休了，年轻人出国留学者甚多。发展祖国科技，固然需要派人出国学习，但国内不能不需要大批的中华儿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艰苦开创。就马氏决策规划研究来说，还必须有一支象样子的队伍。谁来培养、带领这支队伍？董泽清感到责任重大。而且，党高举改革奋进的旗帜，中华民族正处在最有作为、惊天动地的时代，十亿大军气势磅礴的征战，将是多么波澜壮阔！他轻轻握住妻的手：“竹，我的事业在国内……”
妻同意，但提出一条：“不能不要命，要论个长远。”
“我听你的。”他显得温顺，但只是空头支票。一年中，光学术复信就三四百封。谁来找，有求必应。他在京建了几个辅导站，每周授课二次。到矿业学院讲课，因体衰，骑车很慢，要头天晚上先到中途的亲戚家落脚。妻劝他把学生邀到家来，他说：“他们人多。”其实，才四人。为体谅学生，他又一次撒了谎。
即使病情加重，他也从不改变学术活动安排。去年10月初，同事王建方考虑到他体质恶化，难以爬上涪陵师专从招待所到教室那120级台阶，提出找人替他代课。谁知，他在武汉完成任务后，竟溯江而上，直奔涪陵。
蜿蜒的山路上，他拖着虚弱的身体，一步步挪动。眼前，几十名调干生在课堂等他。远处的深山，还有穷得衣不蔽体、客人来了没有饭碗的农民，于心难忍。因为穷，大学生毕业后都不愿回来。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乌江口的这个贫穷地区，多么需要帮助啊！虽然，为这个科技和管理培训班讲课收入甚微，但他第一个报了名，并动员别人也助一臂之力。他决心搞一个用马氏决策规划帮助穷乡僻岭翻身的实验。但身不由己，只来几天，便病倒了。
与他阔别20余年的堂姐来看他。一进病房，见一位谢了半顶头发、鬓须斑白的“老人”，一边输液，一边头也不抬地写着什么。姐姐认出了他，不禁潸然泪下。从老家赶来的78岁的老母哭了，病友们哭了，邻床一位干部模样的病友抑制不住了：“你们家老董真了不起，昨天，他输了一天液，午饭、晚饭都没吃，也没合眼。今天上午讲课，下午又住院。一会儿坐起来写，一会儿又看书。人不是机器呀！机器还有疲劳的时候。”
住院也好，在风霜雨雪中艰苦跋涉也好，他从无困顿之感。一张在全国推广马氏决策规划的蓝图不断地在他脑海延伸着。他兼任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员竟达15个之多。全国几十个省市，到处有他的足迹。听他讲课和向他请教的人究竟有多少，无法统计上来。光是今年报考应用数学所研究班的40来人，就有20多人申请要当他的研究生。打开他的桌子和箱子，学生们的来信竟有千封之多。他象织网一样，不分昼夜地织啊织啊。在他离开人世之前，广阔无垠的中华大地上，一张研究和应用马氏决策规划的网络——它的雏型，终于被他织成了。有人估计，中国从事马氏决策规划的人数，大概多于称为“中心”的荷兰了。
老师啊！难忘的老师
1986年6月上旬，在昆明，一些研究生和教师急待董泽清到来。突然，贵昆线塌方，老董也许要误期了。然而，就在约定上课时间，一位中等身材、面无血色、看起来十分疲惫的长者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人们惊奇，兴奋。可谁知道，他的心脏又增添了主动脉瓣膜关闭不全，心衰比过去更加严重了。火车停运，又买不到机票，他不愿把失望带给别人，于是换乘长途汽车，足足在蜿蜒起伏、陡峭不平的云贵高原上颠簸了两天！
课堂上，他声音不高，可丰富的知识、独到的见解、深入浅出的介绍、和蔼的态度，使人们象是坐着缆车轻松地升到科学的世界屋脊，在俯视、饱览脚下知识的群山；象是登上巨轮，遨游在碧波万里的汪洋大海，视野大开。伍从斌、阎蔚明兴奋不已，一下课就请求老董为他们的论文写作担任指导老师。老董欣然应允，并在京为他们找好寄宿之处，邀到身边辅导。
头次进京的他们，忘了准备棉衣。12月初，寒流突来，冻得浑身打颤。老董忙把全家棉衣拿出让其挑选，还让妻为他们炒些辣菜送去，送自行车让他俩长期使用……他不仅厚待云南学生，有位家在华东农村的研究生，父亲赔了钱，姐姐又有病，老董便送钱周济他。据老董的亲属吐露，四五年内他为学生赠物赠款已上千元。
帮了人从不吭声的老董，对别人给的一丝一毫帮助都念念不忘。人们在他的日记里惊奇地发现，他把别人到医院送他的食品，全记录下来，并多次嘱咐妻子：“他们都靠有限的工资生活，都很困难，要找机会加倍还回去。”过后，他一一兑现了。
“所里有困难，我们别伸手”
“老董，要不要申请点补助呢？”守在病榻前的妻子问道。他确有不少困难：住院花销大，上有年迈老母，下有学龄儿子，还有半残疾的弟弟，都要从120元工资里开支。此外，资助贫困学生，三天两日为登门求教的远路来客准备饭菜……负担够重了。加之为贫困地区讲课，他常把讲学费也捐赠回去，以致几年来连件衬衣都没添过。为国家，为他人，他宁愿受穷。但，一想到所里至今连座办公楼都没有，借住“八一中学”，过着“流浪内阁”的日子；年节已到，单位开销很大；听说，行政开支又要压缩……他不愿加重单位负担，劝妻子：“所里有困难，我们别伸手，好吗？”
身旁，分别多年、中学时代的一位挚友不大赞成：“老董，多半辈子了，还是‘白牌’，何必那么苛求自己呢！你看有的党员，一个劲儿为自己捞！”
“老兄，此话差矣！”董泽清亲切地与当年“同窗”攀谈：
“我还想当个堂堂正正的党员呢！入党不分先后，关键是‘货真价实’。为自己捞的人，什么时候都会有。一个组织，千百万人，哪能那么齐整？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咱不和那种人比……我看，你我还是自我苛求点，照旧当好咱们的补台派吧。”老同学不禁慨叹：“还是你心诚啊！都这样，就好了。”
从未和丈夫红过脸的李冬竹呢？深知老董将就过日子的老脾气。一家三代四口人，曾经长达12年挤在11平方米的小房。别人劝他申请调房，他说：“许多同志都困难，凑合着吧。”他怕为难领导，一直不吭气。1982年，他受到照顾，住进两居室的单元。1980年以来，他出差100多次，可只从单位要过六次汽车。从中关村到机场或北京站，有几十里远，挤公共汽车，多次把提包挤坏，何况他还是病号。妻常劝他，下次从单位要车吧。可到了下次，他又总以“单位汽油不够用”或“司机太累了”为由，避免开口。结婚20年了，李冬竹一次又一次顺从着丈夫。这次呢？她依然理解丈夫的心情，投了赞成票。
望着情投意合的妻子，老董满意地拍拍她的手：“谢谢你了。”
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后
今年2月上旬，北京西郊一家医院。一位半昏迷的老人急需输氧。十个病房，只有六个氧气瓶，调济不开。医护人员进进出出，甚是焦急。
“请用我的。”正在输氧的董泽清提醒护士。他因肺炎引起心脏病并发症，呼吸急促，房颤明显，心力三度衰竭。为防不测，医院为他配备了氧气瓶。老董明白，关键时刻，有氧便有生命，缺氧就可能窒息。但他感到救人要紧。
护士迟疑。她知道，老董虽见好转，但每天仍需断断续续输氧，更何况，重病号谁肯轻易让出氧气瓶？病友们也未见此种先例。顿时，十几双眼转向他。这个老董啊，总是想别人！病那么重，还念念不忘嘱咐妻子去看看过去邻居家那个胃口不好、无依无靠的老保姆，让妻多带些药去，别忘记替老人家写家信；嘱咐儿子帮助那位休病假的小朋友补补课。他的同事提出看护他，他拒绝了。甚至他的外甥女婿的皮鞋音响大，他怕影响病友休息，让其赶快换上布鞋……
在他一再催促下，氧气瓶移走了。此时，距他告别人世不到两星期。
对于老董能否专心养病，所党委不放心。副书记朱静华代表组织来看他。临走，朱静华问老董有什么要求。她希望能为老董多做点什么，以安慰早衰的战友。
“老朱！”董泽清握住朱静华的手：“请为我选派个助手吧。”不久前，他的助手被院里决定派往讲师团。正值他为“七五”计划承揽了一项攻关项目，要不是生病，他已和助手勘察去了。
朱静华答应一定和所长好好研究，又嘱咐“现在要专心养病，养好了再考虑工作。”
“我放心不下呀！我要来了项目，可我……垮下来了！哪能让别人替我挑担子呢？我只要还有几口气，就能和助手爬到山上去。”他流泪了，平生第一次在领导同志面前流泪了。注视着战友，注视着床头和桌上堆满的书籍、信件和学生的文章，朱静华眼睛湿润了，心想：“多好的同志啊！危在旦夕，还在工作。30年了，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今天，提出了平生第一个要求，还是为工作，为了国家建设……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啊！”这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距董泽清告别人世还有一星期。
过了6天，2月18日下午3点钟，研究生郑少慧走进病房。他见老师的病情发展到住院23天以来最严重状态——两眼紧闭，呼吸短促，体温下降到35℃，五块毛巾擦不完淋漓的汗水。正在坐立不安之际，老董缓缓睁开了双眼，发出刚能听见的声音：“……国防科大的邮件寄来了吗？”入院前，国防科技大学来信，请他审一篇论文，并邀他赴长沙任评审委员。他应了，请对方把论文寄来。小郑不忍心加重他的负担，只带来了长沙的信。
董泽清询问了小郑的学习，吃力地看完书信，随后说：“论文只好麻烦你先看看了。几天后，我出了院，再抓紧处理。”又当面口述让小郑帮他复信——向国防科大表示歉意。光是这口述，又使他虚汗不止。
两小时过去了，老董疲乏得眯上眼睛。小郑正要离开，老董又醒来：“文章，给我捎来吧。你正参加外语培训，不能耽误。”老董还是在为别人着想！这时间，距他告别人生还有10小时。
夜10点半，董泽清又醒来。他告诉妻子：“你明天能否请钢院的熊国华老师来一趟，那个露天矿的‘七五’项目，我有个新想法，想和他说说……”这是老董最后的嘱托。这嘱托，距离他告别人生只有4个半小时！
……2月19日凌晨3时6分，早在1972年就该半休的董泽清，他的心脏从1963年患病算起，超负荷地工作了24年之后，终于停止了跳动。
他，只有50岁的寿命。50岁，不过是许多人生命的中途，而他却比许多人活得更有价值。他以惊人的开创，为国家、为人民带来了无法估价的财富。假如他在九泉之下尚能回首往事的话，他将自豪，他将欣慰，因为他以结结实实的步子，走了一条与雷锋和保尔·柯察金同样的人生之路。
50年中，虽然他的入党要求没有化为由党组织批准填写的入党志愿书，但他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为祖国、为人民卓越的奉献，塑造了党外布尔什维克的光辉形象！
50岁，对他来说太短暂了，人们为之痛惜。副所长方开泰悲痛不已地说：“他是研究马氏决策规划的带头人，他的水平，在国内这一领域是独一无二的。他这样早就走了，这个学科至少要停滞五年。”消息传到曾和他一起编书的水电部老干部沈信祥那里，这位老八路无限感慨：“我们的知识分子多好啊！他们从国家索取很少，奉献很多。我们上延安、打鬼子，为的什么呀？为了后代，为了我们的人民比我们活得更好。没想到，小董竟走到了我这老头子前面……培养这样的科学家多么不易呀！”他眼泪汪汪地责怪自己：“后悔呀！我怎么就没及早提醒他早采取措施呢？！”
人们总觉着他不该走得这么早，做着种种假设：假如他早做手术；假如所住的医院能改善条件，当寒流袭来时，致命的冷风不致于从破旧的窗户吹到老董身上；假如各部门都懂得知识的价值，把人才看成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加以珍惜；……假如老董还活着，成千上万的人依然可以因为他而直接受益，社会仍可以从他身上获得成百、成千、成万倍于支出的收入！
然而，他又象是活着。你看，他正在给人们以鼓舞和力量。在许许多多的地方，他的事迹传颂着，精神之光闪烁着。他播下了种子，开辟了道路。这种子，正在萌发、繁衍。这道路，会愈来愈宽地延伸！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