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楷模　女中英豪——我所知道的帅大姐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党内楷模　女中英豪
——我所知道的帅大姐
刘　英
我和帅孟奇大姐相知相交快60年了。我敬她；爱她，从心底里钦佩她！她称得上是党内楷模，女中英豪。
我最初认识帅大姐是在莫斯科。那是1929年初，因为白色恐怖严重，我再也无法在国内立足，组织上送我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帅大姐比我早到一年。那时，劳大的女生全都住在离学校不远的葛高里斯克，宿舍原是一间大跳舞厅，天穹与四壁都有彩色的绘画。帅大姐长我八岁，那年已经32岁了。她对我们这批新生很关切。她看我身穿一件旧棉袍子，经过长途跋涉，脏得不堪，换洗的衬衣裤也没有，就把她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让我挑选合适的替换。刚到异国他乡，就遇上这样一位乐于助人的大姐，我着实感动。叙起来，又都是湖南出来的，格外亲热。我们一下子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帅大姐还跟我介绍劳大内部的斗争情况，告诉我谁是托派，谁是国民党，要我当心。
关心同志，不顾自己专想着别人，已经成为帅大姐的一种习惯。对我是这样，对许多同志都是这样。1931年帅大姐到上海做地下工作，上面没有经费，她在纱厂做工，挣钱养活自己，还省吃俭用周济别人。黄海明同志刚怀孕，丈夫陆更夫同志就被捕了。孩子生下来的第二天，就听到丈夫被杀害的凶讯。在悲痛欲绝之际，帅大姐将她母女从医院接出来，和她住在一起。帅大姐给孩子做了几件小衣服，给产妇买了鸡蛋、红糖，她还高高兴兴地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曼曼。曼曼从呀呀学语，就亲热地喊帅大姐“外婆”。帅大姐生过一个女儿，聪明伶俐，五六岁就会唱《国际歌》，13岁时被敌人毒死了。她把仇恨埋在心里，把她的爱赐予了一切革命的后代。许多烈士子女从帅大姐那里感受到母爱的温暖。50年代我在驻苏使馆工作，帅大姐多次来信，叮嘱我对张太雷、叶挺、罗亦农、郭亮等同志的遗孤要加意教育，多多关心他们的生活，说他们没有父母管，可怜。好多烈士的孩子都亲热地喊她“妈妈”。困难时期，从苏联学习回来的这些孩子相约去看望帅妈妈，帅妈妈粮食定量有限，他们各自带了挂面到帅妈妈那里去聚餐。到现在，李鹏、李铁映等同志逢到节日假期还常去看望帅妈妈。帅大姐除了嘱咐他们好好工作，总还要做点他们爱吃的红烧肉给他们补养补养。每次到湖南，帅大姐都要把原来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一位女公务员陈素梅找来，问长问短。知道她喉头有病，就送她到医院检查治疗，接济她医药费用。帅大姐生活俭朴得很，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见别人有困难，总是慷慨帮助。“文革”后补发的工资，两万元钱连同利息一起，上交国库，还几次支援家乡儿童教育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八个字，帅大姐真正是完全做到了。
帅大姐对工作执着、负责的精神，令人感佩不已。她是1930年从莫斯科回国的。回国以后，中央派她到武汉长江局，负责抄写秘密文件。大姐从小读书不多，毛笔小楷写来十分吃力，很是苦恼。但大姐忠实可靠，这项绝密任务非要她干不可。弼时同志鼓励她说，字无百日功嘛，天天练就会写好的。帅大姐狠下功夫，白天练字，晚上抄写，孜孜矻矻，毫不倦怠。久而久之，练出了一笔好字，密写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几十年来，帅大姐一直保持着这种执着、负责的精神。1954年冬天，我从苏联回来，在外交部管人事。帅大姐那时是中央组织部外交外贸处负责人。我们有了直接的工作交往。她选派外事干部，注重政治素质，要求德才兼备。“文革”以后，我同帅大姐劫后重逢，回忆起这段合作共事的经历，她笑了，说：“我们那时挑的干部，没有哪个坏掉的吧？！”
帅大姐最受全党同志敬重的，是她那崇高的气节，坚定的立场，纯真的党性。1932年，帅大姐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生死考验中不愧为女中英豪。敌人对她灌煤油水，连续灌了三次，灌得眼、耳、鼻、嘴七孔都淌血水，左眼瞎掉，她只有一个意念，不要在昏乱中说出同志的姓名。上老虎凳，砖头加到六块，她晕厥了过去，没有吐露一丝真情。敌人又压木杠子，硬是把她的右腿骨压折了，她忍受着非人的毒刑，用自己的血肉保护党的组织。当时，党中央以为帅大姐已经壮烈牺牲，洛甫（张闻天）在1937年5月苏区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将帅孟奇的名字列入了大会悼念的死难烈士名单之中。但帅大姐在难友们的照护下坚强地活了下来，终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以后释放政治犯时获得了自由。1940年帅大姐到延安，我又见到了她。她人衰老了，一只眼瞎了，走路也有点儿瘸，可是她的心还是那么年轻。
帅大姐在对敌斗争中是铁打的英雄，在党内出现风浪的时候，则坚定、稳健，从不摇摆。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铭记，钦佩万分。1959年庐山会议下来，接着又在北京开外事会议，批斗闻天。揭发批判已经远远离开庐山的争论，集中追究的问题之一，是闻天“里通外国”。批判者力图落实，但又苦于没有材料，于是我就成了突破口。大会、小会，硬的、软的，总归一句，要我说出闻天怎样“里通外国”。压力之大，可以想见。有一次，组织三位同志开小会劝我。其中两位是我在莫斯科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位就是帅大姐。小会开了半天，那两位老同学反复劝我要站在毛主席一边，对党负责，打消顾虑，大胆揭发。我则反复陈述事实真相，说明闻天最守外事纪律，言行遵照中央指示，说他“里通外国”，实在冤枉。我要对党负责，我不能瞎编。在这个会上，帅大姐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在那样的浪潮中，帅大姐这样做，真是不容易啊。事后果然受到了责备：“你对刘英最了解，怎么一句话都不讲！”帅大姐不避锋芒，回答道：“正因为我了解她，所以我没有话好说。”我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帅大姐的品格，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她不是随风晃荡的柳条，而是支撑党的大厦的柱石。
这样一位久经考验、德高望重的老大姐，在“文革”中也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在那颠倒黑白的年月，造反派竟诬蔑帅大姐是“叛徒”。李伯钊同志写过一本《女共产党员》，叙述帅大姐在狱中斗争的事迹。造反派一边挥舞着这本书一边咒骂，一下打在右眼珠上，又不给治，她的右眼就这样搞坏了。反动派弄瞎了帅大姐的左眼，造反派又打坏了帅大姐的右眼，这伙造反派是什么东西！这还不算，他们又宣布开除帅大姐的党籍，并把这位孤苦伶丁的老太太流放到江西萍乡。在造反派的淫威面前，帅大姐同样没有屈服。她几次向中央申诉，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二年，我的好大姐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我到北京医院去看她，第一面见到，她就说：“我到处在打听你们的下落，你同闻天一定受了许多罪吧！”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帅大姐被选为中纪委常委，我被选为中纪委委员，我们又经常见面，共同工作。这两年，我们先后主动要求退了下来，我同帅大姐来往就更多了。开会，找中央领导反映问题，她都喜欢找我一道去。到外地，也是结伴同行。帅大姐风趣地说我是她的眼睛。我当了她的眼睛，也更加清晰地看到她的心灵。她虽然双目失明了，可是她的心明亮得很，头脑清醒得很。从职务来讲是退了下来，实际上一刻也没有闲着，一天也没有停止工作，天天在为党和国家操心。
1987年1月3日是帅大姐90岁生日。中顾委要为她祝寿，她知道了以后决意躲开。刚好我要到广州治眼，她就陪我南行。到广州，到长沙，都有不少干部向她反映情况，要她帮助解决问题。她都一一接待，专心听取。她心里搁不住，回到北京就拉了我一起找领导同志谈。有同志劝她别多操心了，她说：
“我是共产党员，能不管吗？”她老而弥坚，好办实事，总要把问题弄出个结果来，才安心。由于长期在组织部门工作，她对干部情况熟悉，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知道帅大姐的，就都愿意找她，或者向她反映意见，或者跟她商量，向她请教。她那条被压折过的腿常常隐隐作痛，可是只要人家找她一谈事情，她的腿也不痛了，心也舒坦了。帅大姐总是愉快的，因为她感到她还能为党工作，为人民办事，她对党和人民有用。人人都在追求幸福。帅大姐在一辈子对党对人民无私的奉献中得到了最大的幸福。
帅大姐不仅练就一笔好字，还学会了写诗。还在“四人帮”暴虐的严冬，她在萍乡写过一首《咏山梅》：“一度梅花一度春，傲霜战雪迎春来，漫山萌芽向阳发，粗杆老梅绿叶生。”我觉得，这首诗托物言志，坚贞不渝而又乐观自信，正是帅大姐伟大人格的写照。在漫山遍岭的梅花丛中，帅大姐正如那遒劲的老梅，傲霜斗雪，昂然挺立，而且绿叶新枝，生机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