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富有教益的审判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

一场富有教益的审判
郑园园
对纳粹战犯、“里昂屠夫”克劳斯·巴比的审判结束了。法国司法部门在对巴比进行了4年多的立案调查以及近两个月的开庭审判之后，于7月4日判处他终生监禁。这是一场伸张正义、惩罚邪恶的判决。缉拿和审判巴比的过程，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和教益。
15年前，法国总统蓬皮杜在致玻利维亚当局的信中说：“时间可以使人忘记许多东西，但决不能使人忘记一切。”岁月的流失，曾使法国对巴比的两次缺席审判失去效力，但是却无法冲刷掉巴比对人类所犯的罪行，因为那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予以饶恕的罪行，正义的审判也永远不受时间的约束。
巴比是个隐藏得很深的战犯。从1951年到1983年，他在南美洲安安稳稳地度过了32年光阴。他以为，法国对他所居住的那个“遥远的大陆”鞭长莫及；他还以为，时间会使人们对他淡忘，他大可逃脱法网。在长期蛰居之后，就象毒蛇出洞一样，他外出试探气候了。他曾作欧洲之旅，冒险回了趟巴黎，想看看“那段历史的旧账是否已经了结”。
巴比想错了，任他逃到天之涯、海之角，只要他还活在世上，惨遭法西斯之害的法国就不会停止对他的缉拿。1972年有关巴比的消息得到证实后，蓬皮杜总统就打算要求引渡他，只因玻利维亚当时执政的是右翼军人，引渡未能实现。1982年玻利维亚首届文人政府诞生，密特朗总统加强了同新政府的合作，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终于使玻利维亚政府在1983年2月下令驱逐巴比。巴比被驱逐到法属圭亚那，等着他的一架法国军用飞机就把他押回里昂，投入监狱，结束了他30年逍遥法外的诓骗生涯。
值得指出的是，在追捕巴比的漫长岁月中，许多勇敢、正直的普通人作出了令人钦佩的无私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律师贝特·克拉斯菲尔德和他的德籍妻子贝阿特。这对夫妇历时20载，足迹遍南美，终于查清了巴比的下落。还有一位名叫西蒙·维森塔尔的古稀老人，自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灭亡之后，他就孜孜不倦、竭尽全力搜索残余纳粹分子的踪迹，提供了多名重要战犯的线索。据说，巴比在南美的踪迹也是他最早发现的。人们赞扬他的努力，称他为纳粹战犯的“勾魂使者”。
这么多人，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缉拿巴比，其动机决不限于复仇。上至密特朗总统，下至维森塔尔老人，都是怀着庄严的历史责任感来从事这项工作的。因为只有审判战犯，才能告慰万千纳粹屠刀下的冤魂；只有审判战犯，才能伸张正义，有利于清除战争的毒菌。为了不使战火重起，为了避免人类再次遭受法西斯的浩劫，人们必须这样做。
有人担心，时隔43年，巴比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变成一个形容枯槁的老人，人们对纳粹罪犯的仇恨也已淡化，审判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也有人担心，战后出生的中、青年人或许对审判漠不关心，那样的话，里昂罗纳重罪法庭的审判会成为一场“老人对老人”的审判，失去教育意义。然而，审判期间，法国举国所表现出的激情，使上述担心顿然消失。一个法国记者写道，这些天，
“法国人在重读本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沉痛的回忆、悲愤的控诉，使多少人在电视机旁啜泣。审判，使人们在回顾惨不忍睹的往事时，产生了珍惜和捍卫和平的决心。
正是在审判巴比前夕，国际史学界“修正史学派”的思潮再次出笼。极少数持“修正派”观点的史学家，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翻案。他们说，史学界对大屠杀的往事谈得太多了，集中营、毒气室是不存在的。就在审判巴比的法庭外面，有人在兜售宣传此种观点的小册子。社会学家担心这股思潮将混淆视听、干扰审判。但是，审判之前所作的各种民意测验表明，人民群众不同意这种“新思潮”。绝大多数人认为：大战的历史应该多讲，尤其要对年轻人多讲。一位社会学家在分析民意测验的结果时说，他感到放心，受到鼓舞，因为“修正史学派”并不能占领法国的舆论阵地，审判不仅必要，而且太适时了——它回击了这股思潮。
人们还注意到，在莱茵河彼岸、巴比的故国，对这场审判的反应是冷静的。除了一份鲜为人知的《德意志民族报》假装糊涂地提出“巴比是否有罪”的疑问外，没有出现为巴比鸣冤叫屈的喧嚣，大多数人对巴比的深重罪孽没有怀疑。立案调查巴比罪行的几年间，西德没有闹翻案风，政府和整个社会舆论从不对他们姑息纵容。相反，西德曾和法国一样要求引渡巴比，慕尼黑的法庭曾和里昂法庭一样要求审判巴比。
西德对战争的认识和反省是走过弯路、跨越障碍才达到这一步的。人们知道，法德两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上打了三场恶战，凡尔登空旷的墓地上那数不尽的无名战士墓，是两国交恶史的一个见证。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猜疑和敌视曾形成笼罩在两国上空的阴云。况且，西德对希特勒帝国所犯的战争罪行也一度采取过“鸵鸟政策”，避而不谈。这既影响法德关系的改善，也使西德的法西斯残余势力有所抬头。60年代以后，西德开始正视历史事实，改变了做法，承担起战争责任，主动对受到法西斯德国侵略和蹂躏的欧洲国家表示歉意，这就为改善同邻国的关系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人们还记得勃兰特总理1970年的华沙之行，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默哀，表现出深深的追悔之情。勃兰特是社民党主席，他本人对大战并无责任。但是作为总理，他是代表西德来向波兰人民致歉的。人们至今还赞赏他那充满勇气、正视历史和着眼未来的举动。因为它有利于消除隔阂、促进缓和、重建友谊。人们也还看到，法德两国自1963年实现历史性的和解后，双边合作不断发展和加深，以至于今天成为西欧联合的核心力量。这和西德对战争作了诚心的反省、结束了两国的宿怨世仇是很有关系的。
西德官方如此，民间更是如此。各种追查战犯的机构至今仍不懈地工作着。在路德维希堡有个追查漏网纳粹分子的机构，其负责人名叫阿尔弗雷德·施泰默尔。他对前往采访的记者说，战后，西德对战犯进行了9万次调查，已对其中的6000件提出了起诉，目前大约还有1000件正在调查中。在缺少证据和证人的情况下，作这样的调查实在难能可贵，支持着调查者的正是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无疑，西德也残存着法西斯右翼势力的活动，但它无法象在某些战败国那样兴风作浪、胆大妄为，其原因，在于整个社会舆论并不纵容它们、原谅它们。
对巴比的审判已经结束了，但世界各地对漏网战犯的缉查工作还在进行。法国记者在谈到这种现象时说，对嫌疑分子的调查可能稍嫌晚了，但是，以历史学家冷静的头脑和严峻的眼光来分析纳粹现象，是决不嫌晚的。——这，说出了世界亿万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的群众的心声，也可以说是审判巴比带给人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