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穗字字实”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结穗字字实”
吴　方
今之学者比古代的同行幸运，假使起古人于地下，他们会羡慕的。今人觉得“出版难”，而古时刻书尤难，费时费力，又能印几部？还多亏有蔡伦、毕升的发明。古时著书流传亦不易，“文字狱”与“火”是两大劫难，翻翻“历代禁毁书目”便能见一斑，所以著了书而准备“藏之名山”，实在出于不得已。此外，恐怕“急功近利”也指不上，作八股可以得官，有专著则未必能象今人一样立即有社会效益。话虽是这样说，淘沙历尽，古人还是留下了千万卷遗产以及发愤辛苦、实核义指的著书精神，于后代是一大幸。
然而今之学者有幸亦有不幸。幸逢其时，著书的种种条件足堪珍视，因此“出书热”方兴未艾，确也显得大江之上一时百舸争流。如果说句不顺耳的话，因赶时髦而宁滥勿缺的现象也存在着。按说，立竿能见影，植树可成荫，但根不深、土不厚，又焉知可有长效，不是在沙滩上起楼阁？因此，著书立说虽不必遵孟子的标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动心忍性，行拂乱其所为”，却也不宜看到有热闹处，便匆匆也去击鼓撞钟，或者跑马占地，有五两的份量包装成一斤，细嗓子硬扮大花脸。历史的检验总是严格的，日久难免总被雨打风吹去。出手轻易，虽然有一时的成效，会不会成为价值渐灭的“水货”呢？我想，这又是著者的不幸了。
十余年前故世的陈寅恪先生是主张一丝不苟的，作为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毕其一生却谈不上著作等身，也没有到处为师的气象。观其身后所刊行的文集，不过寥寥七种。然而予人印象颇深的是，凡所涉及之领域，他都付出了细密实在的努力。他于40多年前为朱延丰《突厥通考》所作的短序中说：“寅恪语朱君曰，此文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请俟10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盖当日欲痛矫时俗轻易刊书之弊，虽或过慎，亦有所不顾也。”这节话强调求精求慎，于今也是言之剀切的。陈先生教人甘坐10年冷板凳，恐怕于人是热燥难耐的事，但也是实话，适足以补救容易流行的空疏之弊。陈先生自己的生涯也正是桃李不言之教罢。
有感于陈先生之言，切切自身修养的脉气，会发觉空疏亟需以学习和思考来疗治。冰山之所以壮丽，因为有十之七、八在水下，空疏，靠东拼西凑、现买现卖，敷衍不过去。如果登高一呼“听我的”，而拿出来的东西却恰恰缺少我的学识、我的创造、我的思考酝酿，恐怕也徒贻纸墨的不幸出丑罢了。陈寅恪主张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这也是值得当今著书者引以自审的罢。
“清词勿须多，好句亦须割，剥蕉层层空，结穗字字实。”龚自珍的几句诗也有这一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