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强化改革时代的主旋律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银幕：强化改革时代的主旋律
仲呈祥
沸腾的变革着的现实生活，无疑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最鲜活的源头。作为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理应在我国银幕上震撼人心地奏响谱写改革之歌的时代主旋律。这主旋律当然与多样化的电影作品组成的多声调主次相和、互映成辉。离开了多声调的主旋律势必单调难鸣，而失却了主旋律的多声调则难免杂乱无章。因为变革时代的文艺，毕竟是以描绘变革现实的主旋律为其主要标志的。
只要简略考察一下80年代以来的中国银幕，便可发现谱写改革之歌的影片组成的主旋律，虽然伴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而愈奏愈强，但离我们所处的革故鼎新的伟大时代的深情呼唤和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仍有一定差距。从1982年问世的根据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改编拍摄的电影《钟声》和根据水运宪的小说《祸起萧墙》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发轫，中经1983年的《血，总是热的》、《不该发生的故事》、《在被告后面》、《最后的选择》，1984年的《花园街五号》、《锅碗瓢盆交响曲》、《雅马哈鱼档》、《人生》，到1985年的《野山》、《黑炮事件》、《男性公民》、《咱们的退伍兵》、《迷人的乐队》、《相思女子客店》、《代理市长》，再到1986年的《T省的84、85年》、《乡民》、《失信的村庄》、《珍珍的发屋》，以至新近完成的《老井》等一系列影片，认真研讨这批作品的演进轨迹，探寻银幕展示变革现实生活的创作经验和发展走向，以有力地强化银幕上改革之歌的主旋律，我想是有益的。一
突破以描述改革过程为轴心、以阐述改革见解为灵魂的艺术构思模式，把改革大潮中的事件、浪花置于新旧交替的整体背景中，形象地展示连结着过去与未来的历史链条和社会网络，并将镜头穿越现实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内容，透视出变革生活中活生生的社会心理和人生心态。显然，一场伟大的变革，需要清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沉疴痼疾，呼唤改革者以强弓利刃，披荆斩棘，开拓未来。这是对积重难返的现状的一种有力反拨。《钟声》将小说家创造的已经闯进千家万户的乔厂长的形象搬上银幕，正是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呼唤。但影片虽然纵情礼赞了乔光朴那种大刀阔斧的进取精神和新人的时代风采，却因为整体构思上尚未脱出描述改革过程的框架，因而对乔光朴身陷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各方面受掣肘的社会心理的复杂情状，揭示的深度和广度就未尽人意。之后问世的《血，总是热的》和《代理市长》，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遗憾。而《祸起萧墙》却从艺术构思上突破了上述影片大都从改革者的“合理性”与因循守旧的“荒谬性”的冲突来表现改革的框架，从改革的复杂现实出发，不再将改革中的人们简单地划为改革派与保守派，独特地把改革中的矛盾展示为某一层次上的合理需求同另一层次上的合理需求的冲突。在这种不同层次的合理性冲撞中表现改革，既更深沉地揭示了傅连山悲剧的历史成因，也更形象地表现了各种特定的历史因素的合力铸成的社会心理给改革带来的“合理”障碍，从而独具风貌地强化了影片的历史感与启示力。《男性公民》则开始自觉地摆脱了从理论思维框架上建构的社会矛盾模式去图解生活的毛病，把镜头的焦点对准了改革中被剧烈震荡的社会心理。在这里，总工程师杨磊与施工队长鲍虎权围绕着整修道路的斗争，以及杨磊与老人围绕那株“龙眼树”的斗争，都仅仅是艺术家运用多角度的审美思维方式从横向上揭示改革面临的诸多问题——如体制问题、人才问题、干部问题、权力后遗症问题、传统的民族意识问题、陈旧的价值观念问题的载体，因而使影片具有了丰富的历史内涵，从更高的层次上触及了“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的深刻主题。二
摒弃“英雄史观”和人治思想的影响，从着重塑造叱咤风云的改革英雄形象，到注重展示改革中普通人物的情绪心理；从侧重讴歌改革者锐意进取的铁腕精神，到注重表现改革中民主与法制的艰难建设，这是一个突破。无庸否认，银幕上的乔光朴、傅连山、刘钊（《花园街五号》）、罗心刚（《血，总是热的》）、肖子云（《代理市长》）等一批英雄形象的出现，寄托着“商品经济”这个精灵在改革大潮中遨游开后整个社会所呼唤的理想人格。伴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由理想的热情进入到冷静的反思，科学务实成为社会风尚，民主法制真正提上建设日程，于是很快发现：第一，由于当时整个文艺领域里关于人物塑造的美学理论尚不完善，也由于艺术家主体创作中审美惯力的作用，这些主人公形象的理想人格中，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沾上了些单枪匹马、包打天下的英雄史观的色彩。但时代不仅呼唤英雄，同时也呼唤亿万普通人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改革早已不是几个英雄的豪情壮举，而是触动全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变动，乃至波及全民族文化心理更新的历史伟业。这样，人人在改革中都将进入新的生活轨道，都将重新调整自己的精神格局和认识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由这种社会思潮制约的审美群体心理就更趋向于呼唤银幕表现改革中普通人物的情绪和心理。第二，由于我们民族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人治观念的影响，也由于艺术家对人浮于事、松散扯皮的浩劫后遗症的痛心疾首，这些主人公形象的理想人格中，还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蒙上了一层“权力崇拜”与“铁腕至上”的人治色彩，似乎改革的命运和成败，全系于这些“清官”一身。所以，无论这些形象在银幕上是如何有声有色，也显然有悖于建设民主与法制的历史进程。为此，电影艺术家近两年又突破了“改革题材影片必定塑造改革英雄”的模式，既可以继续更全面地塑造并非完人的改革者的形象，如杨磊、孙旺泉（《老井》），也可以将镜头对准改革大潮中的凡人小事，如《雅马哈鱼档》里卖鱼仔与卖鱼妹在搞活生意中的心计与纠葛，《野山》里禾禾与桂兰在实现心理调整中的痛苦与欢欣，《乡民》里韩玄子与王才在历史变迁中的明争与暗斗，《珍珍的发屋》里珍珍在个体户创业中的辛酸与幸福……这样，银幕上更为宏观地展示出一幅中国人民创建改革大业的绚丽多采的历史画卷，更普遍地激发了广大观众在审美鉴赏中的参与意识。同时，银幕上还开始出现了旨在表现改革中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好影片。《T省的84、85年》围绕一桩经济承包案，尖锐地抨击了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人治思想，谱写了一曲激越铿锵的法治赞歌。《失信的村庄》则表现了一个普通村庄的经济改革同长期封闭的小农经济造成的法制观念淡薄的冲突，从而形象地昭示了“呼唤改革必然呼唤法治”的真理。可以预见并理应强调的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银幕展示改革中普通人物心态的日趋丰满，人民必将在新的更高的审美层次上，再度呼唤民主与法制，呼唤既是洋溢阳刚之美的改革英雄、又是有情有欲的普通凡人的创业者形象。三
超越单向的思维方式，从历史、文化、心理、体制等各方面对改革中的阻力和动力进行审美观照和价值筛选，从而真正做到既表现为历史文化塑造的人，也表现创造历史文化的人。单向的思维方式往往造成一些改革题材的影片将人物“两分”为“改革派”与“保守派”而加以单一的价值取向：改革派必是新观念，保守派必是旧观念。于是，代理市长肖子云似乎早知“天将降大任”于他，生就了百折不挠的进取品格，而少见他这种品格在屡遭挫折中如何砥砺、如何日渐成熟的历史轨迹。观音姐（《相思女子客店》）本来土生土长于闭塞落后的相思镇，却少见那里的世风习俗对她的影响，似乎生来就观念开放，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影片甚至将年轻的姑娘一律划入改革的行列，而将年长的“娘们”统统纳进乔三腊的保守队伍，并将乔三腊脸谱化、漫画化。这种单向的审美思维方式，与改革现实中人的性格心理日趋复杂的情状相去甚远，因而相应地削弱了影片的真实感和感染力。实际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影片《男性公民》就对杨磊的性格心理进行了多向的审美观照和价值筛选，在褒扬其励精图治的变革精神的同时，也贬抑了他身患的“权力后遗症”——主观、武断乃至很有几分官僚主义，并石破天惊地发出了“改革家自身也亟须改革”的呐喊。《T省的84、85年》在对妨碍法治的党委书记马玉的性格心理进行审美观照和价值筛选时，也是多向进行的，既有力地抨击了他观念僵化的一面，也真实地展现了他廉洁奉公的品节。这样，影片对人物的审美评价脱出了将历史道德化的窠臼，具有了启人心智的历史感。而《人生》在对高加林与刘巧珍、黄亚萍的爱情纠葛的艺术处理上，则由于历史分析的“度”把握欠准，造成了审美的倾斜：一方面将传统女性刘巧珍美化、诗化，另一方面却将现代女性黄亚萍丑化、漫画化，使影片深刻的社会主题转化为平庸的道德谴责，落入了把历史道德化的境地。对于《野山》，尽管人们有着不同的审美评价，也有过争论，但依我看，编导者在历史分析与审美评价中，展示了改革大潮冲击下普通农民价值和伦理观念嬗变更新的心灵轨迹。的确，银幕形象揭示改革进程中人们历史文化心态的演进与更新，是从一个重要角度深化了电影创作的历史感与使命感。还有《乡民》、《老井》等影片，都在这方面给人以宝贵的启迪。但这里也存在一个历史分析与审美把握的“度”，正确处理人与历史、人与文化的关系的问题。如果仅仅止于把改革中人的思维、行为、情感乃至一切生活方式都看成只是一种文化的被动反映，而人的创造能力在这种文化面前毫无作为，如果仅止于表现改革中人被历史文化所塑造的情状，而忽视展示改革中人作为历史文化创造者的形象，那么，就难免滑入对历史文化的非历史主义理解中去，影片的历史启示力就必然随之大大减弱。即将上映的新片《老井》则把镜头摇向了贫瘠、落后、缺水、少粮的太行山区，从那里繁衍生息直至如今的农民精神世界中透视出生生不已、穷则思变的民族活力，进而开掘出一个伟大民族在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层结构中，最可宝贵的精神素质和文化更新的内在伟力。
时代呼唤我国的电影事业更加繁荣，更多姿多采，我们期望中国银幕将改革之歌的主旋律奏得更加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