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颗中国心——记“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籍日本人山本秀夫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他有一颗中国心
——记“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籍日本人山本秀夫
本报记者　张国荣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形容清瘦、谈吐儒雅的中国籍日本人。听他满怀深情地讲述着自己40多年来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的经历，我似乎看到了他那胸中有一颗跳荡着的中国心。
他，就是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交通部长江航运职工大学教师山本秀夫。
1979年，山本秀夫去日本探亲。消息传开，在同事们的祝贺、羡慕的目光中，各种各样的议论、猜测也飘进他的耳朵。
“山本这一走，怕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罗。”
“日本经济发达，生活富裕，那里有他的骨肉同胞，谁还会那么实心眼？”
“山本可不是那号人，他爱养母之情不亚于爱生母之心。”
面对这种种议论，山本明白，任何解说都是无用的。
山本所以选择此时赴日探亲，除了为阔别40年的乡情挽一个结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把荒疏了的日语“捡”回来，这是中国四化建设用得着的。临行前，他找到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感情激动地说：“请党组织相信，我一定回来参加四化建设……我是日本人，但我是中国籍的日本人啊！”分别时，他捧着一份入党申请书，郑重地呈送到这位负责同志面前：“请党组织考验我。”
11月1日，山本秀夫来到上海虹桥机场。他好象还有许多话需要倾诉。他利用登机前的短暂时间，挥笔疾书。在这封给单位党组织的信中，他再一次表明自己“一不叛党，二不叛国”的心迹。
当波音747客机，载着山本秀夫向着一衣带水的邻邦飞去时，看着机旁飘飞的白云，凝视着机翼下碧波万顷的大海，他不禁感慨万千，历历往事又展现在眼前。
随　“开　拓　团”　来　的　孩　子
1930年，山本秀夫出生于日本三重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的家，就象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阿信小时候的家一样艰苦。1940年，山本秀夫全家被迫参加“开拓团”，移民到中国黑龙江省巴彦县的一个偏僻农村种地。第二年，他辛劳一生的父亲不幸病逝。不久，大哥山本惣治又被日本关东军征兵抽去。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这样落到了14岁的山本秀夫肩上……一回忆起这段艰难生活，山本就好象是做了一场噩梦。
噩梦醒来是早晨。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巴彦县城，正在县城做杂役的山本秀夫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时他还不满16岁。
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提高指战员的思想觉悟，部队开展了“诉苦”运动。山本秀夫听了战士们对封建地主阶级、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血泪控诉，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感染。他找到部队首长请求说：“我也苦大仇深，我们的部队能不能开到日本去打坏人呢？”
听到这未脱童稚的要求，部队首长差点失声笑了，随即又陷入沉思。他拉着山本坐下，给他慢慢地讲述起白求恩大夫的故事。
山本听得如痴如醉。当他听到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抢救伤员，不幸以身殉职时，难过得直掉泪：“首长，白求恩大夫是个外国人，我也是个外国人，他为中国革命做到的，我也一定学着努力做到。”
在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关怀下，山本充分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每逢行军后宿营，班长总是端来热水给他烫脚。他病了，部队首长想法给他搞来热腾腾的面条，自己却吃着玉米面糊糊。山本也从心坎里热爱这个军队，无论是在前方后方，也不管是当勤务员、通讯员、卫生员，还是统计员，他都尽心尽力干好。当勤务员时，首长熬夜，他绝不会先上床睡觉……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大反攻开始了。山本跟随部队从哈尔滨出发，挺进辽西，打黑山阻击战，攻克沈阳城，进驻天津外围。在这一连串的狂飙式的战斗中，山本舍生忘死，多次立功受奖。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山本已随部队南下到武汉，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他热泪滂沱。这鲜艳的红旗浸染着那些饮弹倒下的战友的鲜血，也有自己的一份奉献啊！作为幸存者，他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战友，决不能玷污这面红旗。
与　中　国　人　民　共　甘　苦
新中国诞生后，大批日本侨民开始回国。中国红十字会也多次派人找山本谈话，劝他回日本。每次他都以坚决的口气谢绝了。山本送走一批又一批同乡，到60年代初，周围只剩他一个日本人了。但他仍执意不愿离开这块哺育他成长的热土。
1957年，山本秀夫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我国60年代初期的困难局面，物资缺乏，生活困难。山本也和大家一起咬紧牙关，共度难关。由于营养差，山本四肢有些浮肿了，肝肿大，心脏病也时有复发，同事们心疼他，但他总是乐呵呵的，仍然坚持工作。国家给他发了“特需供应证”，他除了开头买些东西与同事们一起分享外，以后再没有使用过。
有的同事问他为什么，他十分内疚地说：“如今大家都在苦，我却要享受政府的特殊照顾，我还算什么革命战士。我要同中国人民一道同甘共苦。”后来，他把“特需供应证”交上去时，上面许多栏目都是空的。
为了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为了追求更高的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1957年，山本就向中国政府提出加入中国籍的申请。当时接待他的同志很有礼貌地问道：“能谈谈您要求加入中国籍的动机吗？”
山本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爱这个国家，我珍视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与奉献，我要为加入中国共产党打下基础……”
“你是说入党？”
“是的。”山本点点头，“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非中国公民是没有资格提出申请的。我要入党，首先要具有中国国籍才行。”
然而，好事多磨。打这以后，山本又写了多次申请，直到10年后的1967年，他才终于被批准加入中国籍。
在颁发证书前，有关部门再一次找山本谈话：“你加入中国籍，就意味着与中国人一样，没有什么物质照顾和特殊待遇了。如果你改变初衷，现在还来得及……”
“我已盼了10年，决不后悔！”山本毫不犹豫地说，“我要的不是物质享受、特殊待遇，我要的是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需要的条件。”
在“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年月，一个日本侨民，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仍然这样坚信不移，一往情深！人们被深深地感动了。有关部门很快召开了大会，热烈欢迎山本秀夫加入中国籍。山本所在单位的两派群众，尽管当时斗得你死我活，这一天也都来参加了大会。两派群众组织还分别送了贺信。这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下，实在是一件稀罕事。
山本万分感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他第一次体会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称号是多么的珍贵和不容易。
“文革”开始，山本的婚姻问题愈加成为“老大难”，眼看三十好几了，还是光棍一条。日本的亲人多次给他来信：“如果你回日本来，马上就可以找到称心如意的对象，组织美满的家庭……”
但山本为了在中国扎根，一次次回绝了亲人的呼唤。直到1967年，他已经37岁，在同事们的热情撮合下，才高兴地同中国一位农村姑娘结成伉俪。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山本甭提多高兴了。不料，他们的女儿出生刚5个月就得了小儿麻痹症。他抱着孩子跑遍了有名的医院，花费数千元，但孩子的病仍然无法根治。现在孩子已经18岁了，还只能整天坐在轮椅里。
为了还债，这些年来，他们节衣缩食，一家人经常是馒头加腌菜过日子，也不愿伸手向国家要一分钱补助。周围的同志觉得他们的生活太清苦，有的人劝山本写封信，让在日本的兄弟姐妹寄点钱来，解决一下自己目前的生活困难。
山本听了直摇头。他认为，自己在中国已经工作40多年，遇到一点困难，就向日本亲人求援，那么，他们会怎么看待中国呢？给养母脸上抹黑的事，他山本决不干。尽管他家现在还属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家庭，还在搞“基本建设”，家中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有台电视机，还是黑白的，但他从来不向日本亲人要一分钱、一样东西。他相信，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贯彻落实，到本世纪末，他也一定会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生活水平。
“我生命的根在中国”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航行，波音747客机在日本大阪机场降落了。
一踏上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土，山本就被前来欢迎的亲友、同学、日中友协代表及报社、电台的新闻记者们包围了。记者更是争分夺秒地抢着提问。
“请问，你对中国总的印象是什么？有何感想？”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为能取得中国国籍感到欣慰。”
“据说中国生活相当苦，你以为如何？”
“这要看用什么标准衡量，比如说我，工资收入就不高，但每月下来都多少有些结余。”
好不容易，山本才从记者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钻进大哥山本惣治的豪华型轿车。
晚上，山本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三重县宫川村。乡亲们成群结队来看他。几十年的悲欢离合，谁也免不了要动感情。听完山本充满感情地叙说自己在中国40年来的经历后，他大哥激动地说：“中国人民真好，你幸亏在中国，如果在别的国家，说不定活不到今天。”
在日本探亲期间，除了亲友为他安排的旅游、参观等活动外，山本还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为出发点，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报告会、讲演会、接受新闻单位采访等，以亲身经历，向日本人民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的情况和30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此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关在屋里学习日语，以便回国后好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日语人才。
1980年元旦，山本的27位小学同学分别从日本各地赶到宫川村，举行老同学新年团聚会。他们之中有工人、农民、家庭主妇、教授、议员等。团聚会开得欢快热烈，临到结束时，一位同学提议，请山本谈谈自己对中国明天的估计。
“……事实明摆着，中国目前还比较落后，是发展中国家，与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国人民承认落后，决不甘心落后。我深信，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一定会赶上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因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有勤劳勇敢的10亿人民，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一定会振兴，一定会繁荣强盛起来。我这不是说大话，也不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而是我在中国生活几十年所得到的认识和体会。”
山本说得如此慷慨激昂，信心百倍，在座的同学都很受感染。忽然一位同学站起来大声问道：“在座诸位，你们哪一个敢象山本君这样挺着胸脯，说说日本的将来会怎样？！”
回答的是一片沉默。
最后，在一位同学示意下，大家把山本抬起，高高地往上抛，边抛边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
一天，一位同学邀山本去看电影，途中与日中友好协会一个分会的事务次长相遇。当这位次长知道山本秀夫是中国籍日本人时，一把拉着山本手说：“山本君，日中恢复邦交之后，我们正缺少象你这样的人才。如果你同意的话，请到我们这里工作，月薪嘛，30万日元不成问题。”
“次长先生，你真会开玩笑。”
“决非戏言，你若同意，我们马上下聘书。”
“我恐怕要有拂尊意了。”
“为什么？嫌薪水低，这个好商量嘛！”
“不，薪水够高的了。3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000多元（这是1980年的兑换额），而我在中国的月工资还不足80元呢。”
“那你……”
“怎么说好呢？这叫‘人各有志’，生活中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金钱代替的。我的事业在中国。”
“哦，原来是这样，初次见面，恕我冒昧。”次长拉着的手松开了。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一股思归之情，从山本的心头强烈涌起。夜里，他一闭上眼就梦见妻子的思念，孩子的期待，神州大地上热火朝天的四化建设……
山本呆不住了，吃中午饭时，他试探着说出自己要回中国的打算。
“那怎么行！”他大哥一听就急了，“莫非哥哥亏待了你？到假期满还有一年半时间。”
当天下午，山本家一下子热闹起来。山本秀夫的叔叔、舅舅、弟弟妹妹、侄儿侄女、同学故旧纷纷赶来，结成“统一战线”，向他展开“车轮战”，以各种理由挽留他。90多岁的姑妈颤巍巍地拉着山本的手，只是流泪，不说话。80多岁的叔叔一边流泪，一边恳切地说，我们好不容易盼你回来，你为什么还要走哇？难道那边的生活比这里好？……这震撼人心的话语，这割舍不断的骨肉之情，任你铁石心肠也不能无动于衷。
这一夜，山本秀夫失眠了。
从第二天起，山本便向亲友们展开“蘑菇战”。他列举大量事实，讲几十年来中国和中国人民对自己恩深如海；讲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改也难，自己生命的根在中国，一旦离开那片热土，就会枯萎、凋零……每每讲到动情处，山本先已热泪盈眶。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听了山本秀夫情真意切的诉说，山本惣治深为感动：“好，好，好！大哥不为难你，你回去吧。就是留下你的身，也留不住你的心。”其他的亲戚朋友也都表示对山本秀夫的衷心理解与尊重。
1980年4月，山本秀夫提前一年半结束探亲假，回国了。回来时，他随身所带的，除了几件送给爱人和孩子的衣服、玩具外，全是日文书籍。亲友们送给他东西，他都一一辞谢了。
不　是　尾　声
回中国后不久，山本秀夫被借调到武汉大学外语系任教。他把满腔热情倾注于教学上。为了更快地提高同学们的会话能力，他经常利用星期天，带领同学到社会上进行口语练习。他教书育人，利用自己在日本耳闻目睹的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介绍情况，帮助学生正确了解外国国情，从而加深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
当山本结束教学任务离开武大时，学生们自发地组织一些活动，开欢送会等。有位同学在送给山本的纪念册上写道：“一个知识贫乏、还不大懂事的女大学生，或许您会忘记她，但她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因为您对她的祖国、您的第二故乡——中国一片赤诚，曾给了她很大的鼓励，使她坚定了祖国定会富强的信念。”
1984年，山本调到长江航运职工大学任日语教师。从此，他整天和学生生活在一起。有些学生因年纪大、基础差，学日语有困难，山本就给他们开“小灶”，晚上经常辅导到十一二点钟，使这些同学都能坚持学完规定的课程。
在社会上，山本还利用业余时间，为武汉市汉阳、青山等区的日语自学小组当义务辅导员，常年风雨无阻，却分文不取。
山本秀夫以自己高尚的品德和对中国的强烈的爱，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尊敬和赞扬。
1980年，他当选为蕲春县人民代表。1983年，他实现了毕生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年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和模范教育工作者。1986年，又被增补为武汉市政协委员。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又荣获全国总工会授予的“五一”劳动奖章。
去年以来，应长江航运系统和武汉市的邀请，他作了多次报告，以自己亲身的经历给数以万计的职工和大中小学师生，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课，引起强烈的反响和轰动。
然而，人们听完他的报告，思考和议论得最多的是：一个日本大和民族血统的同志，尚且能如此倾心地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党，那么，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又该如何对待、如何行动呢？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