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张启龙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悼张启龙同志
宋任穷
5月初接到张启龙同志病危的消息，深感忧虑。当时抽不出时间专程去上海看望，在先后致启龙同志的函电中，除了表示慰问外，殷切希望他积极配合治疗，早日康复。6月2日，终于盼来了启龙同志病情好转的消息。启龙同志在5月28日写给我的信中说，由于上海市委的重视，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悉心诊治，病情已经有所好转，今后一定要继续配合医务人员，好好治疗。信中还满怀深情地写道：“我在病中很想念过去革命年代的老战友、老同志，特别想到和你在一起，算起来已有60个年头了，我们一起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革命事业的初创阶段，直到如今，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挫折。多年的革命斗争，无数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我们都是幸存者，能到今天都不容易。”读了老战友的这封来信，看到他那刚劲有力的签名，我感到欣慰，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不料仅隔一日，6月3日中午，传来了启龙同志与世长辞的噩耗。对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逝世，感到十分悲痛，无限惋惜。
61年前的1926年冬，在中共浏阳县委农民部长、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罗纳川同志召集的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启龙同志。当时，他以湖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名义从事农民运动，同时兼任中共浏阳县永和区委书记。启龙同志和潘心源、罗纳川、慕容楚强、欧阳晖等同志，都是当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领导者。他们比我年长，也比我有经验，我把他们都当作老大哥看待。
马日事变后，浏阳成立全县统一的工农武装——浏阳工农义勇队。这支武装编为一个团，三个营，九个连，另外加一个特务连，罗纳川任参谋长，启龙同志在团党委（也就是浏阳县委）负责组织工作，我是团部的文书，这时我同启龙同志几乎是朝夕相处。1927年8月，浏阳工农义勇队因未赶上南昌起义，暂驻铜鼓。县委派我随江西省委交通员到南昌找省委，请示部队下一步如何行动。当时代表县委同我谈话的就是启龙同志。在莲花战斗中，启龙同志因病同部队失去联络，我们暂时分手：我随部队上了井冈山，启龙同志找到地方党组织，积极从事地下活动，后又同王震、王首道等同志一起开辟湘赣边区。这一段，我同启龙同志相处的日子虽说并不长，但那时共同战斗的每一个日夜，那时结下的深厚情谊，是永远难忘的。
启龙同志先后担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游击队党代表、湘东特委书记、湘赣苏维埃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参加二方面军长征途中，启龙同志任六军团供给部长。到延安后，任马列学院党总支书记、中央管理局局长，并参加党的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启龙同志被任命为吉林省委书记。他从延安启程，路过冀南的隆平、尧山县赴东北就任。此时我正在冀南工作，因戎马倥偬，事情异常繁忙，仅修函致意，未能晤面。1952年启龙同志调京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后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我也从西南调京任职。在阔别二十多年之后，我们又聚首北京，能经常在一起叙谈了。
启龙同志是1925年入团，1926年转党的老党员。他党性很强，坚持原则，为人忠厚，公道正派。60多年来，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有过重要的贡献。但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屡次遭到不公正的对待。1933年，遭到王明错误路线的无情打击，曾被开除过党籍，并撤销湘赣苏维埃副主席职务，罚做劳役。王震同志主持正义，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做法。1936年，二方面军党务委员会恢复了启龙同志的党籍。60年代初，为编写“浏阳县革命史”，启龙同志被扣上为彭德怀翻案等帽子，受到过错误批判和降职处理。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启龙同志进行了严重的迫害和打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启龙同志蒙受的不白之冤，全部昭雪。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和坎坷多舛的经历，磨砺了这位老革命家的意志，他始终坚信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坚信真理一定能够战胜谬误。他一生襟怀坦荡，开朗豁达，一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几十年来，启龙同志经受住了成功和失败，顺利和挫折的各种考验，不愧为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启龙同志在给我的信中最后说：“我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国家在小平同志掌舵下，安定团结，欣欣向荣。”我们的党，在克服和战胜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之后，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了。尽管今后还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那么，启龙同志感到欣喜的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局面，一定会持续地得到发展。我们的前景是光辉灿烂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启龙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