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宪法和杜鲁门治下的真相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美国的宪法和杜鲁门治下的真相
贝林
美利坚合众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国家里面，绝大多数的公民完全没有兴致来谈论本国的宪法，而且甚至于不敢提到它，不敢承认那里面规定的种种“权利”和“自由”。
美利坚合众国在杜鲁门的总统任内，已经变成了充满恐怖的国土、实行思想统制的国土；在那里，法西斯化的过程把一切活的东西都绞死了；在那里，法西斯式的斯密斯法谋害了有名的人权法案；在那里，联邦调查统计局接管了“格杀打扑”（纳粹秘密警察）的全部职务。
九月十七日“美国宪法日”，杜鲁门大吹美国的“个人自由”和美国公民据说是享有的其他种种“自由”和“权利”，然而就在这一小时，他的特务正在国中大事搜捕美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他们正在把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关进监狱；正在搜查英勇的工会会员的家庭和工人阶级新闻工作者的家庭。就在这个时刻，芝加哥的格陵夫人——一位受到斯密斯法迫害的人的妻子，正受到特务的钉梢。格陵夫人写道：“如果我们到公园去，他们就坐在附近的长椅上。我送孩子们上学，他们一路跟在后面。我去乡下租一所避暑的房子，调查局的特务们就把周围的房子都租了下来。孩子们出去划船，警探们就出现在另一条船上。……我们是他们手里的人员，我们是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判了罪，被剥夺了一切的基本人权的。”
迫害格陵一家，并不是偶然的事件。杜鲁门警察国家的这些特点，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匹兹堡、巴尔的摩尔和一切其他的美国大小城市，是不论那一天都可以看到的。
在巴尔的摩尔城，佛兰克菲尔德一家人受到了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迫害，他家这种情形跟格陵家、跟成百个其他斯密斯法的受害人的遭遇比起来，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工人日报》写道：“佛兰克菲尔德夫人买一项帽子，店里就有一个特务；她上馆子吃饭，三个特务就坐在邻桌；她的丈夫菲尔出去散散步，六辆联邦调查局的汽车就跟在他后面。佛兰克菲尔德家去看电影，他们的左面、右面、后面都坐了特务。
这就是美国普通公民在杜鲁门治下实际上享有的“个人自由”。
而在杜鲁门的这个“自由乐园”里面，“新闻自由”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如果新闻自由真是象白宫里的人物所吹的那样神圣的话，那我们就要问一问，为什么特务要逮捕《工人日报》编辑盖兹，把他关进监狱呢？为什么要逮捕旧金山《人民世界》报的两位工作人员，把他们关进监狱呢？为什么要逮捕给《工人日报》写稿的人呢？这些人的“罪状”是帮助了“工人日报和人民世界出版和发行”。杜鲁门的司法部长麦格拉斯，七月十六日对《新闻周刊》记者发表谈话，对于警察逮捕这些人的这种“格杀打扑”式的行动予以法律上的认可，他公然说因为《工人日报》的人员为民主、和平而斗争，他们是“应该受到检举的”。麦格拉斯在这次谈话里面竟然暗示，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签名的两百万美国人里面不论哪个人，都可以援用斯密斯法来安上一个“共谋”（暴力推翻政府）的罪名。
几十万被迫到“忠诚调查委员会”去受盘问的人，最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曾经在任何时候读过《工人日报》吗？被问的男人或者女人，只要“招认”了这天大的“罪过”，就立刻被剥夺掉工作的权利。
在这个杜鲁门国土上，恐怖的空气是那样浓厚，进步作家像法斯特、马利安那些人简直找不到一个出版家愿意接受他们的作品。进步作家受到了那些被警察吓倒的出版家抵制，受到那些同样地被吓倒的文艺批评家和文艺评论的漠视。他们被迫停止写作，另找职业。美国最有才能的作家之一萨克斯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现在当铁路工人来维持生活。另外一些作家象罕默特，就没有这样“运气”——他们都在监狱里。罕默特人品极高尚，被推为政治犯保释金基金的保管人，这就是他的唯一的“罪状”。为了这件事，他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关进了监狱。法斯特写道：“象罕默特那样的人竟遭到那样的事情，人们就可以更容易地、更清楚地看到：美国在走向野蛮、法西斯主义和警察恐怖的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多么远。”
进步的出版家，象进步的作家一样，也遭到了同样的迫害。最近，一家著名书店的店主特拉赫登堡被关到监狱里去了，因为他的店“国际出版社”专门售卖进步、民主的书报。在杜鲁门之流的心目中，该店出版《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犯了滔天大“罪”。
这就是进步的新闻工作者、作家和出版家在这个金元大王和死亡贩子的国土里面所享有的“自由”。
那么，“工作的权利”又怎样呢？由于实行了所谓“忠诚宣誓”这个办法，美国人的工作权利现在已经落到特务的手里，由他们随意处置。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杜鲁门总统在一个丑恶得跟希特勒的花样不相上下的法令上签了字。根据这个法令，所有在旧金山军用码头上工作的码头工人和海员都得登记受“忠诚”测验。不论码头工人或者海员，要找工作，先得缴纳像片，留下指纹，并且受警察的盘问。找事的人经过这些手续之后，要过六个星期才能得到回音。他或者得到一个“保安证”，证明他“适于工作”；或者得到一封信，通知他是个“可能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人。左翼的码头工人工会和海员工会曾经向法院控告这个法令违背宪法，在审理这个案件的当中，旧金山军港司令莱斯特尔少将承认曾经要美国特务“提供一切海岸工人的全部材料”。
结果，好几百个海员和码头工人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理由是“加入了‘颠覆’美国政府的组织、协会及团体，或者是同情其原则”。
思想受到控制，工作和自由参加组织的权利受到控制，面貌和指纹也受到警察局的照片和手印的控制——这就是美国码头工人和海员，以及求职时忍辱“誓忠”的千千万万工厂和机关工人所享受的“个人的神圣权利”。
“思想自由”也是白宫的老顽固喜欢的一种扯谈。可是这种权利，与工作的权利相同，都取决于秘密警察和反动势力。大中小学的教师都得委曲“誓忠”。有一百多个大学教授宁可牺牲前程，不愿发誓。仅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一处，就有六百五十个教员、教授和别的职员因为拒绝发誓给解了职。连反动的纽约时报对于大学里面“这种暗地里一步步戕害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都不能不解释两句。该报用特长的虚伪腔调报告说：“言论自由（按：指大学里面——作者）并没有横遭压制；只是受到了约束。政治社团的自由并没有取消；只是有所挫折而已。”
全国教育协会的书记威拉德·给汶斯最近谴责美国学校里的政治迫害。曾说道，反动派相信：“保存美国生活方式之道，就是在他们不赞成谈论的问题上，不管是共产主义也好，是联合国也好，都不准人们得到认识”。该会的副书记葛林·史诺说：“他们委任自己做法官，竭力想束缚教师，并且在全国颁定一种狭隘的法统”。
美国一千五百万黑人的惨状与杜鲁门吹嘘的“机会均等”分明是矛盾的。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曾这样动人地刻画黑人的际遇：“他们没有投票的权利，没有在工厂里自由做工的权利，也没有乘火车、汽车、飞机自由旅行的权利。他们不能自由选择愿意婚娶的对象。他们最难被人雇用，可是最先轮到裁撤……而更糟的是对黑人私下毒打，野蛮地绞死、烧死、枪杀，这些行为一再地使我们的国家蒙受耻辱”。
这些就是美国公民实际上所享受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是杜鲁门在宪法日高声宣布的权利。
今天美国的最高统治者，杜鲁门、艾奇逊之流和他们的同伙，都是独占资本家的狗腿子和死亡贩子；美国人民知道，正是他们谋杀了宪法和人权法案；建立了法西斯“誓忠”制度；放纵秘密警察去监视千千万万美国人民，仿效“格杀打扑”的残暴行为；把“和平”这个字眼定为非法。
但是杜鲁门这些人总有一天要滚蛋的，不走的乃是人民。表达了真正的那个美国所衷心怀抱的希望和志趣的人，不是杜鲁门之流和华尔街的富豪，而是象但尼斯、福斯特、霍尔、罗伯逊、法斯特、杜波依斯博士这样的人，是千百万每天都在与走向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势力作斗争的普通美国男女。
把千百万美国老百姓的思想和希望表达出来的，有劳森。他是进步的民主作家；也是在好莱坞当中遭受法西斯恐怖侵害的一个。下面就是他所说的一些战斗性的话：“我们要告诉你，总统先生，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庄严地声明，我们美国人是不能让人封住嘴巴的。我们是吓不倒的。我们决不让专制官僚来蒙蔽我们的良心。我们决不会扔掉我们的宪法……。”
（转载自《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一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