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历史在这里作了结论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新会，历史在这里作了结论
新华社记者　于有海　戚休
编者按：赵紫阳同志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经济理论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已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些同志却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的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广东省新会县这篇是非之争的报道，就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这一偏颇在实际生活中的反映。新会县的同志摆脱了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抽象地讲社会主义原则的“左”的观念的束缚，才使生产力得到很快的发展，社会主义开始有吸引力了。
类似这样的争论，在其他地方也时有所闻。争论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但不宜旷日持久，给实际工作投下捉摸不定的阴影。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是不难做出结论的，这就是赵紫阳同志说的：是否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是判断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而实践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世间的功过是非，有些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作出判断，这是人们可以理解的；而有些是非的颠倒，几十年得不到公正的裁定，甚至翻来覆去，延缓了历史的进程，又是人们非常焦虑的。象广东新会县礼乐镇发生的一场是非之争，就很发人深思。
今年6月间一天下午，担任过礼乐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陈年海、游伟初带着记者赶往一个被称为“是非之地”的流沙河畔茜草角。
这里的是非要追溯到20年以前。陈年海、游伟初和公社里的领导干部一起，领着群众在32公里水利干渠堤坝上陆陆续续地种上了葵树，使过去荒芜的堤坝居然有了一步可达到3元的经济收益。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63年冬前往检查工作时对此大加赞赏，1964年春就在全省700多名干部参加的现场会上给予很高评价，指出“1步3元”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条好路子，说这样做一可以加固堤坝，二可以增加收入，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加以推广。受到省委书记表扬后，礼乐人搞“1步3元”的劲头更大。以后的二三年间，他们不仅把全公社45公里干渠堤坝绿化了，而且在葵树之外又种了水松、荔枝、香蕉、梨、番石榴等，还深挖渠道，用挖出的泥巴加宽堤基，使堤上种的树木由原先的6排增加到12排，树的总数由1963年的3万多棵增加到20多万棵，经济收益同一时间也由9万多元增加到20多万元。
就是这样一件大大的好事，当“史无前例”的大动乱殃及到农村时，突然成为礼乐公社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1967年，陈年海、游伟初等公社领导人胸前挂着“走资派”的大牌子，被押解到茜草角，现场批斗会上一个个措辞激烈的发言射向他们，批判他们搞“1步3元”是只抓生产，不要政治，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水渠堤坝上过去光秃秃的，什么也不种、不收，是社会主义；种树栽果，发展了生产，反倒是资本主义？陈年海等人从受批斗起一直就想不通，却又说不清。从这以后，多少年他们都提心吊胆，干什么工作总象被无形的绳索捆绑着手脚：穷就穷，苦就苦，可不要再干那种自以为姓“社”，却被人家批为姓“资”的事情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他们才放开手脚领导农民生产致富，包括推广“1步3元”的做法。
20年后记者在茜草角看到，这里的葵树、水松、荔枝、香蕉等沿堤坝布局，错落有致，郁郁葱葱，附近支渠堤坝上的各种树木也根深叶茂，生机盎然。据陈年海、游伟初介绍，公社撤销后改为礼乐镇的38平方公里土地上，全部45公里干渠、497公里支渠的堤坝已经绿化完毕，其中干渠堤坝由此而来的经济效益已不仅是1步3元，而是增长到1步8元了。再加上粮食增产，多种经营发展，同样还是38平方公里的礼乐镇，工农业的总收入由1978年的1329万元增加到1986年的8313万元。如果用堤坝的经济收益从1步3元增长到1步8元的公式来计算的话，那么礼乐镇的土地在最近8年则由1平方公里34.9万元，变为218.8万元了，后者相当于前者的6.2倍。
人们赞扬礼乐镇发展快，农民致富快，同时也不无遗憾：如果20多年前已有定论的“是”，不被那场灾难歪曲为“非”，白白耽误了10年时间，今天的礼乐镇又会是怎样的面貌！
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人们无由埋怨。而且，这种曲折给了人们很大的教育，使他们在新的条件下面临着某些相似的“是非之争”时，有比较清醒的头脑，这似乎又是值得庆幸的。
1984年正式投产的新会涤纶厂，技术是从国外引进的，采取的设计标准是国外的，某些管理方法也是从国外资本主义企业学来的。有人曾经担心，这么搞社会上会不会指责他们是在搞“资本家的那一套”，甚至被指责为“全盘西化”？厂党委书记李瑞麟回答：“资本家的管理有些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但也有的是搞现代化大生产所共同需要的，并没有阶级的属性，为什么不能拿来为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所用？”他不为人言所畏。当年名不见经传的这个县办全民所有制纺织企业，生产的涤纶长丝如今以其上乘的质量成为化纤织染厂家的抢手货，全厂的年劳动生产率由最初的9万元猛增到22万元，一跃跻身于全国同类企业的前列，而工人们也因为从发展生产中大大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福利，现在是已经进厂的生怕调离，没有进厂的青年人想方设法被录取来厂工作。
县商业局系统1981年率先进行全行业搞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立即收到了企业、职工积极性高涨和经济效益大提高的成效。可是好景不长，1984年这一改革停下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挫伤。结果到1986年的3年间，全系统实现利润减少，上交国家利润每年平均的递增率由承包3年时的7.5％下降到4.2％，企业重新遇到了困难。这一反复，使新会商业部门的职工更加看清了一条：判断我们的现行制度是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最终还是要看它能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前不久，他们据此申明理由，坚决要求上级批准县商业系统重新推行承包经营的改革。
中共新会县委书记张贻远、县长叶英昌认为，从新会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干部、群众已经从它结出的累累果实中体会到这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必由之路。如果说这一点用一二年的数字还难以说明的话，那么历史老人用大时间的跨度去衡量便一目了然：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951到1978年的前28年每年只递增6％，最近8年每年递增到17.9％；至于人民生活的提高，前28年微乎其微，最近8年农民年平均收入由104元增加到768元，每个职工的年平均工资由564元增加到1591元，城乡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由5641万元增加到71057万元。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吸引力显示出来了。如果还有人怀疑这几年的改革措施姓“社”还是姓“资”，如果还有人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就请看一看历史在新会作出的结论吧！
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新会人对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果也就显得特别珍惜。去年底和今年初，当少数学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上街游行的时候，他们十分反感和不安。据县委办公室、县商业局和县机电工业公司的同志介绍，他们单位41名孩子在外地大专院校读书的家长，不约而同地发信、打电报或赶到学校劝告，做说服工作。这些干部、职工告诫学生的话语言不一，意思相同：不要妨碍安定团结，不要延误改革、开放，不要给社会主义大业设置障碍。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