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刘国光同记者谈话 经济理论在八年改革中实现重要突破 继续推进改革要求理论界解决一系列新课题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对话录②

经济学家刘国光同记者谈话
经济理论在八年改革中实现重要突破
继续推进改革要求理论界解决一系列新课题
本报讯　记者董焕亮报道：经济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理论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改革的实践给经济理论提出了哪些需要探索的新课题？
日前，记者拜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这位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50年代又在莫斯科经济学院攻读了4年马克思主义经济管理学的老教授同记者侃侃而谈。
刘国光：改革以来，我们在理论上的第一个重要发展，就是确认目前我国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记者：记得1958年“大跃进”时，不少人头脑发热，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已胜利在望，很快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人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纠正过来了。
刘国光：三中全会前的一些提法不符合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性质，人为地降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标准。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长期困扰着人们的头脑，折磨着我国的经济。现在，我们象列宁曾经做过的那样，把理论重新从“天国”引向人间，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政治体制的发育程度和完善程度，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以及人民的消费水平等等，如实地承认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不切实际的提法对实践的束缚。
记者：现在的提法概括了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国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把理论钥匙。
刘国光：是的。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把苏联从30年代起形成的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模式。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模式，为从实际出发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前提。这是经济理论的又一重大突破。
记者：过去有哪些所谓“社会主义原则”，并非社会主义的固有属性，而是人们附加给社会主义的东西？
刘国光：例如，对经济过分集权的管理和平均主义的分配，重工抑商，排斥商品货币关系，都是这种附加的东西。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根据国情，逐步探求、建立包括多种类的所有制结构，多层次的经济决策结构，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相互促进的利益结构，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的经济组织管理结构等内容的目标模式。
记者：据了解，在八年改革期间，我们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调整。以1978年与1986年作比较，我国工业中全民、集体、个体经济成分从分别占80％、19.8％和0.2％，变成69％、29％和2％。这种调整与经济理论的突破有何联系？
刘国光：我们在认清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纠正了所谓越大越公越纯就越是社会主义的论点，这是理论上的第三个突破。过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生产关系的“穷过渡”，造成低效益、高浪费。群众中有句口头禅：“美洲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形象地说明了超前过渡的危害。改革中，经济理论界破除了经济形式单一化的旧观念，认识到在公有制为主体、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存在，允许和鼓励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记者：在经济理论上，除有硬性附加给社会主义的东西外，过去是否也曾把一些本来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品”？
刘国光：是的。比如过去认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只是私有制经济才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实行两权合一。理由是如果将经营权交由某集团或某人执掌，势必削弱和侵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正是以这种理论为依据，国有国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这种传统模式实行了30年之久，成了禁锢很多人头脑的“天经地义”的东西。农村改革首先冲破了“两权合一”的桎梏，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未变，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充分的经营权，结果很快就使农业生产成倍增长。同样，两权分离的原则也适用于城市改革。租赁、承包、企业之间互相参股等，都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形式，资本主义可以采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肯定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实行两权分离是理论上的第四个突破。
记者：据我所知，过去在理论上是排斥商品经济的，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经济是消极的、异己的力量，必须严格加以限制。
刘国光：商品经济是任何有社会分工，又有利益差别界限的社会所共有的经济现象，同样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专利”。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们冲破了过去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明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涉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可以说是八年来经济理论第五个突破，也是最重要的突破。
记者：传统理论认为，计划不是预测，不是建议，而是指令，主张“计划——市场排斥论”。我们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计划的理解与以往的观点有何不同？
刘国光：过去把指令性计划看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的标志，甚至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看成水火不相容的关系。现在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不能单靠计划调节，而应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计划管理方面，应当逐渐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实行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紧密联系的指导性计划为主的管理体制。这是第六个突破。
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市场仅限于个人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资金、劳务、技术等生产要素更被绝对地排斥在市场之外。现在，从只承认单一的消费品市场发展到确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这是经济理论的第七个突破。
记者：匈牙利经济学家曾形象地比喻说，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价格改革好似轮船航行在“神秘的百慕大三角区。”
刘国光：是的，我们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在价格理论上，破了把价格仅看作计算工具和再分配工具的传统观念，立了价格作为经济调节重要杠杆的新观念；破了把稳定物价看成物价固定不变的传统观念，立了把物价基本稳定与灵活调整结合起来的新观念；破了单一国家定价、国家调价的旧观念，立了调放结合，并逐步扩大市场价格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新观念。这是第八个突破。
从时间上看，八年改革中，经济理论上最早突破的对象是收入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我们先是强调了按劳分配，继而强调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劳动者先富起来，以吸引并带动大多数人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为实现这一目标，逐渐确立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观点。
记者：这是第九个突破。
刘国光：第十个突破是在国家职能方面，破除了国家作为政权机构与作为全民所有制财产所有者两种职责不分的观点，确认国家这两种职能应当分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具有双重身份：一是作为政府，代表了国家行政权力；一是作为全民所有制财产的所有者，代表了一定的经济权利。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我们提出“国家职能分开，税利分渠分流”的宏观管理制度改革的构想。
记者：近八年，我国经济逐步实现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据统计，截至目前已引进280多亿元外资，引进14000多项技术和设备。这对于解决四化建设急需的资金、技术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请谈谈对外开放的实践与经济理论突破的关系。
刘国光：经济理论的第十一个突破，是破除了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导致闭关自守的观点，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有计划地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把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分工的体系，以加快国民经济建设的步伐。不这样做，就无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就不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记者：上面您谈了经济理论的十一个方面的突破。但是，从目前情况看，仍存在理论落后于改革实践的问题，不少争论亟待澄清，不少难点亟待突破。
刘国光：我们需要继续探索和深入研究的问题很多，下面也举十一个主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于高级阶段的质的特征；
（二）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结合方式；
（三）实现国有经济两权分离的各种形式（利改税、租赁、承包、股份制等）的比较研究；
（四）对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研究；
（五）所有制关系改革与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关系，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的关系；
（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的研究；
（七）价格改革中的双轨制研究；
（八）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的环境问题；
（九）如何在改革中控制通货膨胀；
（十）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克服平均主义与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
（十一）如何科学地界定各级政府管理经济的职权范围？
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改革开放要更勇敢一些”；同样，经济理论界也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勇敢地进行探索，才能做出无愧于当今改革时代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