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方法的互补与优化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批评方法的互补与优化
　　李昕
文艺批评方法的讨论“热”了两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目，却也给人们造成了困惑。且不说“热”起来之后方法应当如何变革至今仍是悬案，只就方法是否应当变革来说，便有各执一端的说法，令人无所适从。先是某些论者以我国文艺批评几十年来惯用的社会—历史方法为“陈旧”和“过时”，将其讥讽为“锈迹斑斑的武器”，而主张以西方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取而代之；然后是另一些论者把旧有的方法看得完美无缺，而将所谓新观念新方法一概斥之为从西方的垃圾堆里拣回的破烂货。如此两极对立，可谓壁垒分明。前者立足革新，后者固守传统，两者各有所是，各有所非。原因是，两者在强调各自正确的观点时，陷入了同一种片面的排他性思维，而现实的逻辑却未必是这样“排他”的。
批评方法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对于批评对象和主体来说，它仅仅是个中介。作为批评主体借以认识和说明客体的一种手段，它必须服从于揭示主体所感知的真善美这一目的。尽管为达此目的，主体可对方法作出充分选择，但也正由于目的性的制约，主体的选择决不能超出客体（即对象）需要的范围之外，因此，方法的选择决定于对象的需要，而批评家的主观好恶对此的影响，却只能是次要的。唯其如此，当我们探讨方法变革问题之时，才必须采取回到对象中去，回到文艺创作现实中去的研究态度。
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对象。每个对象都有相应的研究方法。从创作的整体来说，假如作品（对象）是丰富多采的，那么批评方法也理应是丰富多采的。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空前活跃繁荣，探索蔚然成风，形成了不同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多样并存的局面，这为批评方法从单一到多样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自西方借鉴的方法得以同我国的批评对象相结合，譬如以心理分析的方法阐释“意识流”小说，以文化学方法研究“文化寻根”小说，以结构主义方法探讨一些在形式结构上有所追求的作品等，其成效虽未必显著，但其出现却是合乎逻辑的，符合创作与批评之间对应关系产生的内在规律。事实上，在批评实践中，每一类型的对象（运用相同创作方法或具有大体相近的艺术追求的作品）都在寻求着一种最易揭示其艺术特征的批评方法，而每种批评方法都在期待着最易发挥其优势的对象。因之，一些新对象对于新方法的认同，就象现实主义创作同社会历史的批评相结合一样，是十分正常又非常自然的现象。正由于方法必须与对象保持同一性，所以不同方法本无优劣之分，它们共同处于一个接受对象选择的层次上。只不过，由于不同类型的对象多寡不同，其社会价值、审美价值不同，所以不同方法的实用价值也不是等值的。不应忽视的问题是，既然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依然是现实主义，那么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的现实价值，就仍需受到较多的重视。
就批评对象个体而言，尽管每个对象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最佳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一个对象只能采用一种批评方法。方法是探究作品奥秘的钥匙，但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因而一种方法通常只能代表一种研究角度；一种方法与对象的结合，通常只能构成一种特定的研究方位；一种方法对于对象的深入，通常只能达到作品内蕴的某一个层面。如果我们需要的是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批评，如果我们要对文艺创作进行完整的而不是局部的、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研究，那么不同批评方法的多元互补，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对于那些内蕴深厚，艺术形式富于独创性的作品来说，就更是如此。不过，在这种多元互补的关系中，各种方法并非平列并重，其重要性取决于对象的基本艺术倾向和主要艺术特征。
同时，如果一种方法能适用于不同对象共有的某种普遍特征的揭示，那么它就富于普遍意义，其实用价值亦相应提高（尽管它不可能对每一对象显示出同等重要的价值，也不可能同时成为展现每一对象主要艺术特征的最优手段）。而传统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方法，因其把握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作为文艺批评的主要参照系，从而在极为普遍的意义上获得了阐释文艺本质、接近文艺本体的实践能力。这，大概就是它在当前仍应作为基本批评方法之一的一个依据。
既然在对象面前不同方法各有其优势，那么这种情况恰巧从反面证明每种方法亦有自己的局限性或缺陷。譬如社会历史的方法难以介入文艺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的分析，而结构主义、符号学、阐释学的方法却专注于此，它们又无力挖掘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如果作家未从文化角度观照现实，那么文化学的方法对其作品的研究便未必有效；如果批评要深入艺术情感的领域，那么自然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恐无用武之地。系统论的方法对于对象的涵盖面固然较大，但也不能包医百病。在那些内部结构和联系较为单纯的艺术现象上面，施之此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如对莫里哀笔下的吝啬鬼形象无论进行怎样的系统分析，其结论都不会离开“吝啬鬼”这一早已有之的基本判断。由此可见，每种具体的批评方法，总会有些“先天不足”，那种对于任何对象和每一对象的任何特征皆能适用的“万能钥匙”是不存在的。各种方法只能通过互补互足，以实现其整体的功能和价值，若拘守某些方法而排斥和贬抑另一些方法，则只能削弱作为整体的批评的效力，这是不利于繁荣文艺理论批评的。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特定的批评方法在实践中总是运用特定学术思想的手段，但与诸种方法相联系的诸种学术思想，却未必尽是真理，其中有些仅仅在片面的意义上，具有部分真理性。所以，我们在提倡互补意识之时，还必须强调鉴别，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保证这些现代文艺研究方法得到合理和有益的应用。同时，也应对曾经受到“左”倾思潮困扰的传统文艺观念加以反思，以促成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深化和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促进批评方法的优化，建立起一个博采众长、兼容不同批评方法的文艺理论批评的开放体系，使之既是完整的、科学的，又是顺应文艺创作发展的历史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