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再现——谈《嘎达梅林传奇》的形象塑造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小识

　　民族精神的再现
——谈《嘎达梅林传奇》的形象塑造
　　包明德
正值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我们读到了蒙古族作家扎拉嘎胡的长篇新作《嘎达梅林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本世纪20年代末，为了反抗王爷和军阀，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嘎达梅林在科尔沁草原英勇起义，壮烈牺牲。半个世纪以来，嘎达梅林精神一直激励着蒙古族儿女的心灵，并融进他们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
这部作品通过嘎达梅林同“土匪”谈判，奉天请愿，造反起义等引人入胜的情节，从蒙古族的特有的生活形态、民俗风情中，塑造了嘎达梅林、舍旺、达尔罕王爷、宝音王子、牡丹和乌尔娜等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蕴含着对民族历史的深邃思考。蒙古族人民向以忠义、正直为重，视狡诈、叛卖如仇，这种源远流长的心理素质，具有恒久的延伸性。作品生动地塑造了主人公嘎达梅林的形象。他以正直的品格、仁义的德行和宽厚的胸怀，在草原上博得信赖和崇仰。在作品中，嘎达梅林的性格特征，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同舍旺的纠葛和斗争中。
和军阀张作霖的胞妹、达王的福晋在政治和肉体上都沆瀣一气的舍旺，秉承上层蒙奸的旨意，同反动军阀势力相勾结，出卖蒙古族人民的利益。他的这一罪恶企图，在达尔罕旗的门坎上，遭到开始还不能把牧民的利益同王府的利益相区别的嘎达梅林的阻遏。舍旺之流就视嘎达梅林为眼中芒，肉中刺，必欲置于死地才罢休。嘎达梅林在开明贤达的王子支持下，得到了操生杀大权的“御赐虎柄宝剑”，逼迫舍旺操起软刀，拉开暗箭。作品刻画了嘎达梅林的刚烈、纯正和无畏的性格，也描绘了他愚昧、轻信的一面。他轻信了舍旺，对于他的种种鬼蜮伎俩，宁信其好，不信其坏，思想上毫无防范，诚笃地信守和履行结义之约。当有人暗中不时地提醒嘎达梅林谨防舍旺的毒手时，嘎达梅林不是看做“女人之见”，就是当成敌人的“离间计”。他把任何关于舍旺的劝谏和疑念，都看成是对神圣结义的亵渎。用“结义”这个无形的绳索捆住嘎达梅林以后，舍旺在暗地里下起毒手，在嘎达梅林去谈判和请愿的活动中，多次设下伏兵，埋好杀手，由于乌尔娜等正义者的警觉和保护，他才免遭凶险。后来，乌尔娜等设计劫获舍旺重新骗到手的“御赐虎柄宝剑”。丢失这“宝剑”对舍旺来说是掉头的事。乌尔娜把“宝剑”连同舍旺写下的不出卖土地的保证书一并交给了嘎达梅林，目的是制服舍旺。囿于“结义”而执迷不悟的嘎达梅林，把“宝剑”还给舍旺，还当面撕碎了舍旺的保证书。解除后顾之忧的舍旺，凶相毕露，使整个达尔罕旗重新陷于天怒人怨的悲惨局面。除了这“忠”、“义”而外，蒙古族人民更鲜明、更可贵的特质是，当对人和事有了明确的认识以后，就会义无返顾，宁折不弯，视死如归，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嘎达梅林的形象上。当他到奉天（沈阳）请愿身陷囹圄以后，才彻底认清了王爷、军阀及舍旺之流的本质面目。于是，嘎达梅林率领牧民们揭竿而起，为了蒙古族的土地和利益，同反动军阀和民族腐败势力展开卓绝的浴血奋战，直到夫妻双双壮烈牺牲，蔚为内蒙古草原近代史上一幕雄壮的悲剧。
当然，嘎达梅林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嘎达梅林的失败是必然的。但从《嘎达梅林传奇》中，可以突出地看到，嘎达梅林的愚忠、愚义，的确是招致各种不必要损失的重要因素，直到最后，嘎达梅林才“深悔没注意内奸，结果引来不可挽回的灾难”。
《嘎达梅林传奇》的艺术特色还突出地表现在对民俗风情和自然景观的描写上，这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作品从王府、佛堂、庙宇、僧舍、宴席、卧室、皮鼓、铙钹、振铃、飞钗到花卉、苦蒿、草木、沙丘、以及牛欢、马奔、蜂拥、鸟啼，从瑰丽神奇的月夜直至血雨腥风的战场，“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刻画得细致入微，活脱传神，真切地再现了内蒙古草原特有的风貌，构成人物活动的独特氛围。另一方面，《嘎达梅林传奇》的时代环境和作者的艺术思维决不是封闭式的，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成吉思汗的伟业，乾隆皇帝的纳谏，辛亥革命的震波，军阀的劣迹，奉天的名流轶事，都自然地渗透在作品环境和人物的表现中。宝音王子不但熟谙《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还精通蒙、汉、日、英四种文字，这些都真实地映现着20年代末科尔沁草原思想的文化风貌和动荡的现状及其发展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