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之路——大连机车厂党委是怎样尊重知识和人才的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成功之路
　　——大连机车厂党委是怎样尊重知识和人才的
　　本报记者 蒋涵箴
1200台内燃机车和1800名科技人员
迄今为止，大连机车厂已经为我们国家生产了1200台内燃机车。
1200台意味着什么？接近全国内燃机车产量的一半。
这座有80多年历史的老厂，正依靠科技进步焕发青春。近几年，工厂每年上缴的税利占铁路系统35个工厂的1／7。1986年在能源、原材料涨价的情况下，仍实现利税5500万元。
不断推进技术进步是大连厂的成功之路。对一个制造机车的工厂来说，产品更新换代谈何容易。内燃机车这个庞然大物，自重量138吨，5万个零部件，光画的图纸就可堆满两个大文件柜。大连机车厂坚定不移地贯彻在生产一个产品的同时试制第二代产品、研制第三代产品的滚动开发方针，依靠1800名科技人员致力于新产品的开发研究，使自己的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大连机车厂靠什么调动1800名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是金钱吗？不是，该厂工程技术人员月平均奖金只有17元。是靠优厚的福利吗？也不是，全厂95％以上的中年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样，还只能住两居室。
大连机车厂党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每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作用，这就是它的成功之路。
书记和知识分子
1986年，在工厂整党总结会上，大连机车厂党委书记武焕成宣布：“本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已经结束”。接着，他又说：“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工作不必再做了。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对象只占全厂知识分子的15％，还有许多人的大量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这就是去了解知识分子，做知识分子的挚友，把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
厂技术开发中心是工程技术人员最集中的地方，党委派机关总支书记王太宝和刘泽渊两位同志逐个与知识分子谈心、交朋友。王太宝是一名工人出身的政工干部，接到任务时，心里有些打怵：在技术开发中心这个知识分子群芳斗艳的场所里，人家会瞧得起我这个大老粗吗？当他和知识分子一接触，就感到自己估计错了，工程技术人员都有一肚子话要向党组织倾诉，越谈感情越融洽。他和139名知识分子谈了心，几乎每一个人都谈到了最大的愿望是想多干一点工作。
党委让王太宝在全厂干部大会上讲“与139名知识分子谈心后得到的启示”，他足足讲了两个钟头，讲得十分感人。他说：
“我从事政治工作已经20多年了，从做青年团工作时就经常接触一些知识分子。但由于所经历的时代和工作环境的不同，我对知识分子的了解还存在着某些局限性。这次与知识分子谈心，我把心交给了他们，同时也获得了他们的心，真是得益不浅，对今天的知识分子获得了许多新的认识。”厂党委要求政工干部象王太宝那样与知识分子交朋友。
在制订工厂“七五”计划时，厂党委又广泛地与工程技术人员个别交谈和家访，听取他们的不同意见。发现工程技术人员普遍要求更新知识，提高业务水平，工厂就举办了287期技术进修和现代化管理培训班，同时又陆续选派了200名科技人员出国考察进修。
“要为知识分子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已成为大连机车厂政工干部的自觉行动。王发礼是一位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技术开发中心的脱产总支书记。他勤勤恳恳地为工程师们办实事，凡是他能办到的事，都一件件地去办，深受工程师们的爱戴。王发礼常说：“做一个知识分子的知己者是很光荣的，多为知识分子办些实事是我的责任。通过我们的无形劳动可以解除他们后顾之忧，多为工厂出力。”
党委书记武焕成更是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有时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某位工程师想上他办公室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就想与书记说说话，一起抽支烟。电话刚挂上，人就到了，书记象老朋友似地接待他。
工程师严际涛在“文革”中受折磨患了精神病，妻子改嫁，身边无人，常年住瓦房店精神病院。过年时，武焕成带着人往返400里去看他。当病人还能叫得出书记名字时，武焕成高兴得掉眼泪，“严际涛，我的好兄弟，你还有记忆，你还可得救，我们要好好保护你。”老武还派了两位同志把病人陪送到北京，和姐姐团聚。
老武的瓦房店之行，意义远远超过探望严际涛本身。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从党委书记的行动上得到了启发：党组织不仅关心正在岗位上发挥作用的知识分子，还关心着那些过去曾为工厂出过力、现在已经失去工作能力的工程师。人哪，总有一天要老的，要丧失工作能力的，一切还是要依靠社会主义，依靠党组织。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入党要求，并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新年联欢会上，生活上曾遭到不幸、受到党组织特别关怀的老工程师田吉能，发自肺腑唱了一首歌：“党啊，亲爱的妈妈”。
工程师和自己的工厂
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在工厂形成之后，工厂决定，凡是高级工程师，家里即使只有3口人也可住3间房的高工楼，住房待遇与工厂的主要领导干部一样。方案公布后，一万多名工人都接受了。搬进新居的高工们个个激动万分，他们之中很多人并没有提出要多分房。一位老年高级工程师说：“这几年来，是党对知识分子信任的最佳时期，也是我们的精神和工作的最佳时期。”
“爱的本质是给予。”大连机车厂的工程技术人员深深感到党和人民给予他们很多很多，今天应该为工厂内燃机车产品更新换代，加倍地工作，加倍地回报党和人民。
工具分厂工程师邢湟身患肝炎、贫血，长期带病工作，为了完成新建模具厂的设计任务，每天便脓血十几次仍然不肯休息。他被诊断为直肠癌后，一再要求领导：“别让我休息，让我干完活再进医院。”
这个工厂有一大批不同年代的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有人问起他们，“你们还想回上海吗？”总工程师赵燠南回答得十分干脆：“不想，大连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命运已经和机车厂联在一起了。我的愿望是参加试制并跟着‘八五’计划的主型车东风D型内燃机车，在祖国的大地上走一趟。”
厂科协副主席黄正刚，尽管在历次运动中受到迫害，可是他说：“我认为机车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很快恢复了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传统。大连厂有我的用武之地，我已把爱人从上海调来了，我能为这么好的工厂出力，是十分自豪的。”
全厂工程技术人员一心扑在内燃机车上，外面不断有高薪聘请的，几乎没有人愿意离开工厂。就连退休在外干活的科技人员一听说厂里要打翻身仗，要试制新产品，也都纷纷要求回来干活。
“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有坚定信念的人。”大连机车厂依靠这批对四化建设有坚定信念的工程技术人员，在产品升级、企业升级上达到了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