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是农村发展的有力杠杆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商品经济是农村发展的有力杠杆
　　本报评论员
先后兴起的两步大改革，使我国农村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79年到1984年的第一步改革中，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实行，农民开始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使商品经济具备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以1985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革为标志，农村迈入第二步大改革，开始了以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中心的新阶段。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这个历史性结论，已成为亿万农民的伟大实践。应当说，今天全党对于商品经济的认识，比过去已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排斥商品经济的“左”的认识在党内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其影响根深蒂固，至今仍是发展商品经济主要的思想障碍（例如，把商品经济说成“干资本主义”，说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总根源”）。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我国一个基本国情是，农村自然经济比重大，生产力水平低，发展商品经济对农村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过去我们长期把农村商品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来批，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多种经营……凡同商品经济沾边，几乎都成为遏制对象，因而延缓了自然经济的瓦解过程。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近几年商品经济的兴起，促使亿万农民积极生产，参与流通，更多地进入第二、三产业，进入城市；促使各种生产要素活跃、流动，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开始充分发展，农村由此充满活力，商品经济取得长足进步。从1978年到1986年，农副产品商品率由45.2％增至58％，农村工农业产品商品率由53.7％增至68.1％；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由557.9亿元增至1990亿元；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列宁不止一次指出，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的创造。过去，一个“大锅饭”，一个“统购统销”，使农民积极性几十年受束缚。发展商品经济，让亿万农民以自主经营者身份出现，则造成了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新局面。在价值法则这个大学校里，每个农民都面临着选择，也面临着机会；感到了压力，也获得了动力。每一项经营、每一个产品、每一种技术，都要在市场检验下决定高下取舍。市场以它的反馈，鼓励先进，淘汰落后，推动农民改善生产经营，学习文化技术。商品经济加快了农村的社会生活节奏，开阔了农民的视野，它已经使农村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并必将给农村带来更大的进步。
商品经济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呢？不会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掌握基本生产资料和其他经济命脉，掌握强有力的调节手段，具备避免在商品经济中两极分化的根本条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交换，使劳动的等价交换有充分的保证，而这种劳动的等价交换，又有利于多劳多得原则的实现。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商品生产者收入的差别主要反映了劳动的好坏。当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育还很不充分，市场竞争的法则还不健全，人们的竞争条件事实上还不尽平等。但这并不是事情的主要方面，不是什么“两极分化”；而且能够靠深入改革、加强法制建设和市场建设，理顺多方面经济关系来解决。
有些同志从道理上是赞成发展商品经济的。但当放开后，他们看到市场价格不时上升，供求大幅波动，一会儿猪多了，一会儿蛋少了，甚至“粮食大战”、“羊毛大战”等流通冲突迭起时，却又加以否定，认为商品经济造成了混乱，还是象过去那样“统”的好。这是一种类似于叶公好龙的错误。其实，既有商品经济，有市场，就有价格升降、供求波动。没有波动，便不成其为市场。我们并不希望大起大落式的波动，并将努力抑止、调节、控制这种波动。但我们决不害怕波动，不能期望消灭波动，更不能以波动为由否定商品经济。事实上，一个国家几千万种产品，目前无论如何也无法只通过计划来掌握这么多产品的供求关系。退回到高度集中的旧体制上不会有出路，这是历史的结论。
农村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封闭型的自然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轨道的根本转变。目前，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体制正在诞生，旧体制还在起作用，新旧体制剧烈摩擦，造成一系列扑朔迷离的矛盾现象，农村第二步改革不仅是复杂的，而且将是长期的。农村率先改革，率先引入市场机制，率先遇到一系列新矛盾，这是正常的。矛盾的暴露，恰好向人们打开了观察的窗口，因而可以变成好事。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虽然遇到困难，但新的生长点正在到处出现，新体制正在显示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们对它充满信心。
让我们都来做农村商品经济的促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