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泊，现在可以说了——记中国核试验基地的科研人员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罗布泊，现在可以说了
　　——记中国核试验基地的科研人员
　　新华社记者　刘南昌　新华社通讯员　刘程
中国的核事业迈过神秘的历程，终于到了可与人言的时候，而核试验基地的科技工作者仍然在埋头苦干……
受放射性剂量最大的核司令
这是他受命为核司令后的第一次试验。
戈壁滩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罗布泊平添了几分热度。最关键的时刻到了——核装置徐徐下放，钱司令员站在了最靠前的地方。
他很清楚，试验经过严密科学论证，安全是有保证的。但是，试验毕竟是试验，就怕万一……现代化的手段完全可以使他在指挥部也如同亲临现场一样，但他绝不允许遥控式的指挥，问题要在现场解决。
无常的戈壁雨刮来。一阵黄沙，一阵灰浆，劈头盖脑，脸上皮肤的原色已经看不见。他还站着不动，只有眼镜片总是保持晶亮。
核基地创建20多年来，司令员换了一任又一任，但是由核科学家任核司令，他是第一个。他领导的一个研究集体曾在1980年到1983年之间，取得国家发明奖和国防科研成果奖40多项。作为科学家，他是多么希望在科研的道路走下去；而当司令、搞组织管理只能使他牺牲心爱的科研课题。
面临个人志愿和祖国需要之间的选择，他已不是第一次。他大学毕业头10年当过俄文翻译、大学助教、北京科技局干部，1966年来到戈壁深处隐姓埋名。当中他有机会回到北京的科研单位，但还是罗布泊留住了他。同事们给他概括了4个“最”：吃饭最晚，睡觉最少，参加核试验次数最多，受放射性剂量最大。某些放射性样品剂量大，每个人试验操作时间都有控制，轮流替换。他总是利用职权，把自己排在第一个操作。这一次，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把砝码投向祖国需要一侧。
最后时刻还在继续，他还在靠前的位置上，以他的学识、经验指导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一个零部件差了一丁点，他指示拆掉重装，要求每道工序完后都要由责任工程师验收签名。
零时终于到了，地面上闪过一道蓝光，旋即扬起一阵尘烟，地下在颤动……
试验非常成功，参试人员欢呼雀跃。他却平静地擦了擦镜片，周密又详尽地布置下一步工作。
戈壁滩上的“原子世家”
基地研究所的黄研究员，是最早入疆、最早成家的科研人员中的一个。新婚之夜，基地第一任正副司令员都来到了戈壁洞房——地窝子，打趣新娘子刘翠凤：“敢从苏州嫁边疆，真该改名叫爱疆。”当下，刘翠凤真的易名刘爱疆，表示扎根罗布泊的决心。
20多年，黄研究员苦心耕耘原子世界，取得了累累硕果。他为工作有过多少苦恼、焦虑，甚至彷徨，可没有为个人的事烦恼过。这天，他却感到了痛苦、伤心——儿子黄松生没有考上大学。
哪个父亲不望子成龙？何况科学家。黄研究员更多一桩心愿，期望子承父业。伤心之极，他真想骂一句不肖子孙。可痛定思痛，他又责怪起自己：孩子生下来不久得肝炎住院100多天，自己却因任务在身一天也没有看望；基地学校教学条件有限，而自己业余时间忙于试验，也没有很好地督促和辅导一下孩子的学习……是啊，孩子也跟着我们作出了牺牲！
最后，他还是对儿子说，读不了大学，那就早点在基地干吧！
松生点了点头。他发誓再也不能叫父亲失望了。如果说过去他光知道为父亲对核事业的贡献而骄傲，那么，今天起他决心在上面加上自己的脚印。
令人欣慰的是，松生工作后刻苦钻研，第一年就在老同志的指导下取得了一项基地科研成果奖。去年，他又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在基地开办的核物理大专班。
然而，他的伙伴习开东又一次落榜了。这位身材魁梧的七尺男儿接到通知后，真想大哭一场，怎么去见妈妈呀？
和他同在基地研究所工作的母亲周玉芳，是参加过历次核试验的“核大姐”。他的爸爸也是所里有贡献的科技人员，6年前病逝，过早地把忠骨埋在了戈壁。妈妈强忍悲痛，把对丈夫和事业的爱倾注到儿子身上。
儿子理解母亲的心。小习学习很用功，他是基地那一届高考的状元，但仍未达到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戈壁的教学条件差啊！这次基地大专班招生，他是满有把握的，可是试验任务来了。是留在所里安定的环境里复习功课，还是争取到戈壁深处艰苦的试验场区工作？小习毅然选择了后者。进场后，他积极抢任务干，星期天也不休息，直到考试前两天才返回所里，所以考砸了。
这象罗布泊孩子干的事。周玉芳反过来宽慰儿子：“在工作中学吧。只要你深爱这里的事业，你会成功的”。
在罗布泊，还有上百个这样的“核家庭”，他们立志要成为“原子世家”。
崭露头角的80年代大学生
进入80年代，罗布泊年轻了，不但有当地成长的新一代，还有新大学毕业生成百成百地来了。戈壁大漠荡起了青春的旋律，业余时间他们成双成对地翩翩起舞。
太浪漫了！有过青春年华的五六十年代大学生也不禁脚痒痒。但他们不免担心：这些小弟弟、小妹妹能行吗？
——核试验后回收测量仪器，以往都是由老同志包了。回收仪器要进入放射性沾染区，尽管有严格的防护措施，毕竟还存在受过量照射的可能。可是毕业于哈工大、第一次参加核试验的王道华非去不可。他说：“我年轻跑得快，通过沾染区时间短，更安全。”地下核爆破后二分钟，他身穿防化服，头戴防毒面具，乘车驶向爆炸中心，然后闪电般地跑向安放仪器的地方，快速安全地完成了任务。现在，他已担任了业务组的副组长，他说：“以后组里的回收任务我包了。”
——午夜二点，基地研究所里老同志的灯光亮着，新同志的灯光也在亮着。82届大学毕业生张喜华常常一个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可惜，由于保密的原因，我们不能详尽地介绍他的工作，但从他到基地工作的头两年就和同志们一道取得9项科技成果，并被破格提为工程师，我们可以想象他付出的艰辛劳动。他说：“在这里工作，大学的知识远远不够用，要出成果就只能睡少点，玩少点，多干点，多学点。”
——他叫屠荆，北大的高材生，5年前毕业时放弃了考研究生的机会，立志扎根边疆，并在基地工作的姑娘中选择了终身伴侣。如今，他感到罗布泊的事业不仅要埋头苦干，更要有赶超现代科学的知识，便一反老规矩，回母校当研究生去了。
——他叫陈大鹏，毕业时为到边疆主动提出与女朋友分手。到基地原是搞专业，可他看见基地需要管理人员，觉得自己也是这方面的料子，便想往这个方向发展。他未来的岳父却希望女婿一心搞专业。但小陈认准了理，改了行。
一批80年代的大学生崭露头角，挑起重任。去年，他们参加或独立完成的学术报告占总数的34％；基地评选的121项科技成果奖中，40项有青年科技人员参加。
老大学生们欣慰地承认，他们身上有自己过去的影子，也有新的东西。在罗布泊这片热土上，新一代的脚印在延伸……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