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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也是可笑的——人艺重演《北京人》观后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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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正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7-07-26
第8版(副刊)
专栏:

  可悲的也是可笑的
  ——人艺重演《北京人》观后
  田本相
在曹禺的剧作中,《北京人》是他写得最成功但也是最难演的一出戏。建国后,敢于问津的剧团屈指可数。如今,观众的欣赏趣味更多样化了,剧院也更重视票房价值,决心把它再次搬上舞台,真是谈何容易?但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建院35周年时,却迎难而上,并敢于让年轻演员来挑大梁,这是独具胆识的。自然旁观者未免捏上一把汗,而演出效果却出人意料,他们基本成功了!
说《北京人》难演,是因为它不象《雷雨》,没有什么逗人兴味的情节;它也不象《日出》,没有那么热闹的穿插和火爆的场面。它的戏是比较内在的,就象生活那样自然地行进。评论家都认为此剧颇有契诃夫戏剧的味道,诗意隽永,弄不好,就会演得十分沉闷板滞,观众看不下去。
《北京人》把生活呈现在你的面前,却是足够令人追索回味的了。一切都好象是平常的,而一切又都是那么深刻的。曾家的生活是够令人窒息的,就象那棺材发出一种腐朽的气息。一群废物,一群活死人、死活人在那里叹息、烦懊、争吵,就象我们在以往的生活中看到的那样,一切都是可悲的可叹的,而一切又都是可笑的。可悲的也是可笑的,可笑的也是可悲的,好象悲剧和喜剧在这里划不出一个界限。而生活的复杂性却异常惊人地被刻画出来。于是学术界关于此剧是悲剧、是喜剧还是悲喜剧有着至今仍未休止的争论,这恐怕也在给导演给演员出着难题。
我以为夏淳同志在导演此剧中,对剧本的理解和处理上是有独到之处的,他把戏的重音放在“新生力量的成长是历史的必然”上,放在年轻人的痛苦和觉醒上。这既尊重原作,又努力同今天的观众靠拢。一切剧作都是写给特定时代的并具有这一时代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观众看的,把写于抗日战争时代的《北京人》给今天的观众看,就要贴近今天观众的心理。在演出进行中,不时传来观众的笑声。这笑声不是故意制造的,而是在强烈的生活对比中发生的。一是剧中生活所展示的新生一代和腐朽一代的对比,一是剧中生活同今天生活的对比,就让观众感到它的可笑了。正如马克思说的:“现代的ancien riglmé(旧制度)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的进程已经把那些废物变成令人可笑的丑角,使他们只能扮演丑角的角色。导演对这种喜剧性的把握和强调,就使观众笑着同过去诀别。当然,不仅止于笑,而在笑声中产生种种思索,对现实对历史对自我的思索。谁也不愿意扮演历史的丑角,但这却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悲的却是可笑的,就包括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的哲学的命题在里边。
扮演曾皓的张瞳同志,是唯一的一位老演员,他的演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越是严肃地表演出曾皓的悲怆可怜相便越是突现了曾皓的丑角心象。一台青年演员的表演也是基本成功的,尽管他们的表演尚须锤炼,但能支撑起这样一台难演的戏,也足以使人感到欣慰。她(他)们将由此走向更成熟的艺术境界。
顺便谈到,我以为让一些连四合院都没见过没住过的年轻演员来演《北京人》,其意义和影响,还不在于今天赢得了多少观众。当人艺建院40周年、50周年时再排演这出戏,那深远影响就会更明显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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