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埋的“东珠”重放异彩——观电视剧《努尔哈赤》札记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沉埋的“东珠”重放异彩
——观电视剧《努尔哈赤》札记
蓝翎
一
历史上某一有影响的人物或事件的出现，往往具有偶然性的形式。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在不断地对这种偶然性进行科学探讨或艺术表现时，又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偶然巧合。如果以明朝晚期六七十年间辽东地区女真的兴起，同今年播出的16集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相比照，就可以看出在很有意思的偶然巧合背后，正隐隐奔涌着一股对历史重新认识和审美判断的历史唯物主义潮流。
1587年6月（明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1559—1626，明嘉靖三十八年—天启六年）在统一建州女真获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于费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境内）“自中称王”，开始引起了明朝边臣和宫廷的小小震动。1987年上半年，努尔哈赤的形象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第一次走上艺术舞台，引起了全国广大观众既感陌生又非常喜爱的关注。这之间恰好经历了整整400年。
400年可不是弹指一瞬间！
如果说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为蒙古族的统一和兴起，为元朝统治全国的百年大业奠定了基础，成为不朽的历史人物，那么，努尔哈赤则代表了女真的重新兴起和统一（相对于曾被元灭掉的金而言），为清朝（努尔哈赤子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年改后金为清）统治全国近300年的大业奠定了基础，同样成为满族的民族英雄和不朽的历史人物。然而历史的人物有幸有不幸，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历史家例外），知道成吉思汗的人远较知道努尔哈赤的人为多。特别是在当代，仅就对清朝历史人物的了解来说，知道康熙、乾隆的人远较知道努尔哈赤的人多，知道西太后的人又较知道康熙、乾隆的人多。所以形成这样一种历史认识落差的原因，旧史学的偏见是其一，新的历史知识的不够普及是其二，文艺创作中历史题材选择的着眼点长期偏重于清朝晚期（特别是西太后时期）是其三。至于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连化妆品、糖葫芦、小窝窝头都和西太后联在一起的低格调的渲染，更给这种历史认识落差混洒了迷雾。但是，由于努尔哈赤的艺术形象突然走向屏幕，走进了千家万户，大大缩小了这种历史认识落差的距离，甚至形成一定程度的反落差，这对于认识作为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努尔哈赤，对于全面地认识清朝从兴起到衰败的过程，都是有极大的积极意义的。电视剧《努尔哈赤》的出现和成功，从艺术形象的创造看，可以说使一颗沉埋了400年的“东珠”重新放出异彩；从创作思想看，是对清代历史题材着眼点转移的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在近年来出现的大量反映清初历史题材的成功的文艺作品里，渗透着鲜明的有生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审美思潮，而且是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体现出来的。
二
文艺创作中对清初历史题材的视点转移，是伴随着历史学家对清初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悄悄而来的。六十年代初，当形而上学猖獗的时候，史学界却对清朝的康熙皇帝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评价，开拓了历史研究中的新境界。它的影响实际上已超出了史学范围，不仅史学界沿着这一转折继续走下去，对汉族以外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行新的探讨和研究，而且文艺界的有识之士也受到了积极的启示，开拓了历史题材创作的新视野。但由于当时文艺领域有着特殊的坎坷环境，致使这一影响还不能较快地显示出创作上的实绩，只能处在酝酿发酵的状态。到了新的历史时期，这长期潜隐在地下酿造的醇酒已经成熟，便象喷泉一样从各处冒出来，香溢神州大地。
80年代以来，对清初历史人物研究的新成果和文艺创作的新成绩，可以说是相互辉映，在各自的领域里达到新的认识高度、深度和广度。如果说《努尔哈赤传》等历史专著，是沿着论康熙的新思路的继续深入和开拓，那么，《努尔哈赤传奇》、《少年天子》第一卷《高处不胜寒》（主要写的是顺治，康熙刚出场。下一卷当是写康熙，亦即作者的主要命意所在）、《康熙皇帝》、《康熙大帝》、《康熙皇帝演义》等小说，以及戏曲《康熙出政》等，则是系列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清朝何以能兴起，是什么不可遏止的力量把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推向了历史的潮头，让人们从形象的对照中，看到他们的子孙们怎样向着相反的反面转化、沦落，而这种转化、沦落又始终拖着清朝一兴起时就带来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阴影。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所以能形成如此令人欣喜的群体成果，是独立的有独创性的“各自为战”的战绩，但却从不同的侧面闪放出新的历史观念的光芒。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努尔哈赤》也是这群体成果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同时，正因为它所成功塑造的艺术形象是清朝开创基业的第一人，以他为排头，就可以构成系列的有内在联系的清初历史人物形象的画廊，使观众和读者通过艺术审美获得对清初历史的正确认识。
我这样理解近几年出现的包括电视剧《努尔哈赤》在内的一批反映清初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绝不意味着要求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必须担负着传播具体历史知识的职能，成为一种简单的形象手段或工具，而是说当代的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已经具备了克服历史演义传统中种种缺陷的条件，可以在新的历史观的指导下达到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完美。清初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序列不一定都要成为文艺创作的对象，但是其中特别有意义或有光彩的环节，却给文艺创作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如果重新加以发掘，会创造出美好的作品来。清朝兴起期间的几代历史人物，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都在历史舞台上有过不凡的表演，而他们过去在文艺作品中所得到的反映却非常暗淡、非常可怜，尤其和清代以前的几个重要朝代相比更是如此。仅以讲史传统的小说而言，《清宫十三朝演义》则着眼于“宫帏秘事”处甚多，已属讲史的末流。至于演康熙私访的《永庆升平传》，演乾隆的《乾隆巡江南》，较之有史料价值的《南巡秘记》（记康熙南巡）、《南巡盛典》（记乾隆南巡）等书，已很少有讲史的神韵和史料价值。特别是《乾隆巡江南》，几乎完全是沿着《正德游江南》的格调，以皇帝冶游民间的“风流韵事”的恶趣吸引读者。更有专演雍正的所谓剑侠图之类，已堕入侠剑小说的荒诞不经。遗憾的是，这些原本就不入流的作品，直至目前，还对一些艺术创作者颇具吸引力，总想从中挖出点“有意思”的情节加以敷衍，去愚弄那些对清史不甚了了的观众。在这种情况下，一批高质量的反映清初历史题材的作品的问世，以空前的艺术优势涤荡着历史的遗沫，开创了浩浩荡荡的新的艺术江河。如果说在历史小说领域里《少年天子》是领群芳之冠，那么，电视剧《努尔哈赤》则在艺术领域里艺压群芳。努尔哈赤功不可没的历史，经过了几百年，终于在文艺创作里闪耀出应有的光辉。
三
我说电视剧《努尔哈赤》在反映清初历史题材的艺术领域里艺压群芳，指的是至今还没有看到哪一部电影、戏剧或电视剧在人物形象的创造上能够同努尔哈赤的形象相媲美，能够象他那样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象他那样具有丰富的复杂的血肉感情，象他那样具有极其自然的艺术感染力。
在这里，我不打算对《努尔哈赤》进行全面的具体的艺术分析，也不是说它已经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而只是想概括地考察一下《努尔哈赤》总体的艺术特征，以及编导演们在什么样的创作思想指导下取得了这种特征，并得到观众认可的社会效果。
《努尔哈赤》严格地以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明王朝同东北地区女真关系的历史变化为经，以建州女真的兴起、统一以及它同辽东汉民和蒙古的关系为纬，并适当采取了长期流传在民间的有关“老罕王”的传说，以广阔的东北大地的山川风光和风俗民情为点染，编织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它的基调雄伟浑厚、深沉悲壮；急管繁弦、大起大落；英雄气长，儿女情短。这基调既同努尔哈赤死里求生不屈奋起的一生相和谐，也同腐朽的明王朝忠勇之士报国反遭屠戮的悲剧命运相和谐；在激烈残酷的民族斗争中，既不单纯地无条件地把真善美归属一方，而把假恶丑归属于另一方，也不在表现具体人物时为了揭示其可贵的品质而掩盖与此相背的瑕疵。这正是新的历史题材的创作有别于旧的作品的最根本的审美观点，也即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同艺术辩证法在形象创造中的有机渗透。
对变化纷繁的历史现象和矛盾复杂的人物性格，是要靠创作主体的冷静的科学思维才能统驭自己激动不已的情感的。特别是对努尔哈赤这位女真民族领袖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和家族、家庭之间的关系，既不能以传统的道德伦理的感情冲动来判定是非，更不能以抽象的人性来判断人物的美丑。有些现象，从汉族的传统习惯看难以理解，似乎反常，而以女真当时的风俗看则是正常的、经常的。这一切，正是真实地反映了女真在重新兴起、统一的过程中，它的积极的向上的因素和消极的落后的因素，都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的阶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都同其生产水平、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把分散的处于奴隶制末期的女真各部统一成一个民族（满族），向着封建制变化，必须抛弃和改变一些与历史发展要求不一致的东西。但是，由于这是从一个剥削阶级变成另外一个剥削阶级，从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发展到它的上层成为全国各民族的统治者，又不可能把原来的东西全部摆脱掉，甚至还要不自觉地保留并牢固地维护其中一些落后的东西，于是，随着事业的发展，努尔哈赤的性格越来越呈现出复杂的内涵，既决定着后金的成败，决定着他的命运，也给他的后代遗留下了内部矛盾的基因，并一直流传到清朝的灭亡。而这又不是用单纯的个人的善恶品质所能说清楚的，恰恰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作为后来取得全国政权的清代满洲八旗贵族阶级，比之以前统治全国的汉族封建地主阶级，身上保留着更明显的奴隶主贵族的特点，它的根源就产生于努尔哈赤终其一生所实施的一系列社会措施之中。电视剧《努尔哈赤》能够客观地冷静地不以某个民族的视点来塑造努尔哈赤的形象，正说明了艺术家对历史的观察与思索，是沿着科学的历史观所指引的道路大胆前进的。由此可见，文艺家的胆识只能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科学的基础上。超越一切历史的社会的条件之上的所谓胆识，其实质无异于宗教的冥想。当年的努尔哈赤跃马驰骋在白山黑水的大地上，如今的《努尔哈赤》开掘在深厚的历史沃土中，都是环绕着历史轨道运行的星光，而不是逸出轨道的流星。
四
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在人们尚未掌握科学的历史观时，通常以几种不全面或不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去解释。一种如旧史书所说的那样是“上应天命”（努尔哈赤于1616年建立后金，年号就称“天命”）；另一种是前者的变相，将人神化，大难不死，逢凶化吉；再一种是流入街谈巷议，衍化为民间传说、传奇，同史实的距离越来越远，然而其中却体现了民间的是非善恶的判断。几百年来，努尔哈赤所以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非常淡薄，主要是被他的几个后代的显赫历史所掩，“康乾盛世”的吸引力导致了只见大树硕果而忽视了它的根。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
但是，在出现历史发展的偶然性的同时，也经常出现民间文艺上的常态，正如前边已经提到的，当历史流入街谈巷议后即衍化为民间的传说、传奇，特别是那些开创基业的英雄人物的事迹，不管是成功的或失败的，都引起人们极大的不断创造加工的兴趣。而且，这种民间的传说、传奇，还是长期稳定地反映了民间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和缅怀心理，带有自发的直感性和朴素性，较之以后屡加修改的历史记载，更显示出历史的真实感。因此，从历史的记载看，关于努尔哈赤的史料，较之他的后代远为粗略稀少，而关于“老罕王”的民间传说，在他所活动过的东北地区却是非常丰富，使他的任何一个后代都望尘莫及。甚至还可以这样说，有关一朝一代的创业者的传说，特别是在他的故乡，有谁能超过努尔哈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行，成吉思汗也不如他的丰富；辽的耶律阿保机、金的阿骨打在民间却渺然；朱元璋被“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的凤阳花鼓敲得大扫威风。努尔哈赤一方面被历史的研究所忽略、冷遇，另一方面却得到了民间的厚爱，这未必不是一种公正的历史报偿。历史专著《努尔哈赤传》稽史钩沉，填补了清史研究的空白；小说《努尔哈赤传奇》则将长期分散流传的“老罕王”的传说加以集中，使之升华为形象的历史。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创作为电视剧《努尔哈赤》的创造提供了经验和素材。这部建立在真实的历史感的基础上的作品，集中了历史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智慧，所以，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代表着新时期在处理清初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上的高层次成就，从而使一些表面勾画历史现象或专找历史趣闻的作品黯然失色。
鱼目只能混珠，真珠自然放出奇光，越是对照历史和民间传说看电视剧《努尔哈赤》，越能更深刻更亲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探索和表现清朝早期的历史，如挖参人入崇山峻岭、苍莽林海，不能光靠胆大，不能靠“山神爷”的保祐，不能靠碰运气，更不能拿胡萝卜冒充，只能靠有胆有识有智有技，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才能找到“七品叶”的“大棒棰”。电视剧《努尔哈赤》的艺术家们的成就，当以此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