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委青年经济研究小组组长任克雷同记者谈话 充分认识承包责任制的意义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国家经委青年经济研究小组组长任克雷同记者谈话
充分认识承包责任制的意义
本报讯　记者戴玉庆报道：前不久，在国家经委一座简易的办公楼里，记者采访了该委青年经济研究小组组长、经委调研室副主任任克雷同志。这个小组成立仅一年多，奉献的成果却引人关注。今年4月份，国务院领导同志阅读了这个小组撰写的研究报告《深化企业改革的探讨》，认为这是对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分析比较全面的一篇文章。
记者：近几个月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成为深化企业改革中的热门话题，记得1982年前后，“承包”也曾经引人注目一时，但是后来又不大提倡了，请您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
任克雷：从1979年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以搞活企业为先导，首先在四川省进行企业扩权的改革试点，改变了国家对企业统收统支的传统做法。接着，又试行了企业基金、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后发展到确定以“利改税”作为处理国家同企业分配关系的基本形式。
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人们对于企业承包的评价也在逐步深化。开始时，一些同志认为承包只是权宜之计，“包”虽然有利于企业挖潜，但是承包企业会从新增利润中拿走“大头”，使国家财政吃亏。所以，在实行了“利改税”之后，一段时间内承包经营责任制就似乎不再提倡了。
记者：承包会不会损害国家财政利益？
任克雷：实行两步“利改税”的改革，这对于力求以税收的形式处理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是一个进步，对于国家聚财也起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上价格体系尚未理顺，造成了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盈利水平相差悬殊。目前，在税种、税率等方面的整齐划一，很难适应不同企业之间千差万别的情况，调节税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有限，而且它的负作用很大。另外，我国目前的所得税率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相比偏高。美国为33％，英国为35％，联邦德国为50％，香港则仅有18.5％，而我国为55％，并且不管利润增长幅度多大，征收比例不变，因此对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受到限制。
实践告诉我们，当前单纯用税收办法划定国家同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还存在着某些妨碍深化企业改革的因素。过分强调国家拿大头，企业通过发展生产、提高效益多创的税利，大部分上交国家，容易造成企业自留部分与自身的努力不成比例，以致出现“多一分耕耘，少一分收获”的现象。特别是对那些过去经营管理水平比较高，而自身老化严重、急需改造的大中型骨干企业，更是“鞭打快牛”，影响了职工积极性，不利于企业挖潜改造，增强后劲，国家财政收入也不可能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记者：通过承包，刺激企业挖潜，“多耕耘，多收获”，从而确保国家财政的源头活水，这是否就是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意义？
任克雷：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承包有助于实现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是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一种有效途径。
怎样改变公有制企业普遍存在的低效率、高浪费、责任心不强、人浮于事的状况？用什么办法才能激发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这是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有的同志提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内在动力主要靠这样三条：一是私有制，二是投资平均利润率的吸引，三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搞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我国根本不可取，投资平均利润率和市场竞争机制在我国还要有一个形成过程。那么，我们的出路何在？应该说，实行企业承包，促进两权分离是一条路子。合理确定承包基数后，企业交够国家的，剩下就是企业和职工的。企业越是努力挖潜，就越可以多获利润，职工生活也就越有希望逐步改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利益激励机制。
记者：您认为承包经营责任制只是改革中的过渡形式，还是有更深远的意义？
任克雷：我国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诞生在少数贫困落后的乡村，并且率先取得突破，使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得以解放。同样，1982年前后部分企业出现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也并非出自理论家的事先设计，或者国家经济主管部门的发明，而是来源于群众的改革实践、首创精神。承包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在我国，工、农业共同选择了承包经营这一形式，这决不是巧合，其中有着深刻的含义。
承包制的成功，说明那种把目前企业动力不足归咎于公有制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要发挥公有制企业的积极性，关键需要一种利益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仅仅靠国家向企业减税让利是不够的。而把承包经营责任制作为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却可以在不伸手向国家要钱的情况下，把企业改革推向前进。
这是因为，承包用合同的形式确定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在划分经济权限、明确经济责任的基础上，有效地克服了国家对企业不适当的干预，既加重了企业的责任，也保障了企业自主权，为使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承包以后，企业成为联结国家利益同职工利益的媒介，这样就找到了如何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国家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对个人利益关心的基础上这个大问题。现在看来，承包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有的认识，可以说，承包的某种具体形式可能是过渡性的，但承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普遍原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一条出路。
记者：不久前，我在一篇专访上看到，有两位知名的经济学者认为，实行企业承包，必然会在确定承包基数时出现“中央算不过地方，地方算不过企业”的问题，吃亏的还是国家财政。您认为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任克雷：关键是要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经营责任制。过去，在确定承包基数时，没有实行招标、投标，往往是企业主管部门说一个高数目，企业却说另一个低数目。一对一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当然，最了解企业潜力的还是厂长、经理，所以才总是“国家算不过企业”。实行基数招标，厂长招聘，即引入竞争机制以后，谁打埋伏、压基数，就不会中标。有经营胆略的中标应聘的厂长、经理就会迅速成长。这样做，也必然触动现行的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有助于解决经营者待遇、企业干部官员化等问题。
记者：承包后，企业会不会通过乱涨价来提高“经济效益”，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
任克雷：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现行价格体系尚未理顺，造成了承包企业之间肥瘦不均，有的企业沾高价格的光，不用费太大力气，就可获得高收入，而有的企业则恰恰相反。为了克服这一弊病，如果马上放开价格，又可能带来难以控制的普遍涨价现象，甚至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一方面，承包和价格改革不能孤立进行；另一方面，一个时期内工作重点应当有所侧重。当前，重点进行的是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价格改革不能过急。现在许多承包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资料乱涨价，加大了企业成本支出，减少了应得利润。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形成两种局面：或者是包而不死，企业因为原材料涨价而随时要求修订承包合同，减少基数；或者是逼迫承包企业也把自己产品的价格提上来，形成轮番涨价。要防患于未然，一是必须对产品供不应求、处于卖方市场的企业严加管理；二是必须对那些生产份额很大，处于行业垄断地位的企业加强监督。这两类企业的产品可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一旦任意涨价，局面难以收拾。
记者：承包后，会不会出现企业行为短期化（只顾眼前多赚钱，不顾企业长远发展后劲）？企业会不会不适当地把新增利润过多地用于职工消费？
任克雷：对于企业行为短期化需要分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过去我们的政策不够稳定，说是一包几年不变，往往半年就变卦。政策多变，必然造成企业突击花钱，不是把资金用于积累，而是用于消费。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现在，国务院已经把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作为一项重大政策明确下来。承包期稍长些，透明度高，有利于企业做好长远发展规划，主动增加积累用于企业技术改造。实践证明，政策稳定，一大批试行一包几年不变的大中型企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上，都很适度。
记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