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忠诚战士张汉民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党史人物

党的忠诚战士张汉民
张汉民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杨虎城部营长、团长、旅长，中共陕西省第四军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陕甘特派员等职务，为党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担任杨虎城部炮兵营副营长兼中共三原县委领导成员的张汉民，积极协助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营救被捕同志，处决土豪劣绅和叛徒，还千方百计地为党组织筹措经费，掩护地下党员，并先后介绍二十几名官兵入党。
1932年2月中旬，张汉民担任团长的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三县民团去旬邑县的职田镇“围剿”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张汉民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地下党员李明轩向游击队报告了这一情况。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根据张汉民提供的情报，将游击队撤至职田镇附近的阳坡头待机行动。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边时，战斗打响。李明轩按照张汉民的指示调转马头，边跑边喊：“红军来包围啦！快跑！”很多士兵扔下武器争先后撤，游击队乘胜追击，毙、伤、俘民团共五百余人，缴获武器四百余件。战后，警卫团和陕甘游击队秘密达成协议：临阵双方朝天放枪，警卫团佯败，将枪支给游击队丢下。双方还在西安、彬县建立三处秘密交通联络站。联络站给陕甘游击队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安排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治疗，护送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来往干部。当时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都曾在张汉民的掩护下，先后到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
1932年冬，警卫团奉命“尾追”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地区。中共陕南特委指示警卫团的党组织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并以武器支援当地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张汉民坚决执行党的指示。1933年春，他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送去了川陕军用地图和十几担药品，并提出警卫团准备搞兵变，公开打出红旗的计划。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认为，警卫团暂时留在杨虎城部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对革命更为有利。根据这一意见，张汉民在警卫团先后驻防在靠近川北的陕南勉县、南郑、宁强一带时，通过地下交通线帮助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提供情报，对巩固初建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起了一定作用。
从1932年冬至1934年底，张汉民利用他的地位，对中共陕南特委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多方支援。特委负责人汪锋、刘顺元、张德生等先后住在警卫团内，在张汉民的掩护下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张汉民派人给川陕游击队和红二十九军所属游击队送去一批枪支子弹。同时还派干部帮助游击队进行军事训练。
1934年1月中旬，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被当地反动武装王化治民团包围，伤亡严重，还有二十余人被俘。张汉民获讯，立即同陕南特委联系，一面派出二营营长孙立功佯装配合民团“围剿”游击队；一面又派地下党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直插虎穴，以奉命提取关押的被俘人员为名，将20多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送到警卫团团部。对王化治则以
“配合不力”为由逮捕处决。
事后，驻守汉中的三十八军接二连三电令张汉民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押送到汉中交军法处惩处。张汉民和警卫团的地下党负责人商量，将被关押的反动民团骨干分子换上游击队员的服装就地处决，并拍照上报三十八军称：“为免出意外，被俘红军游击队在勉县已全部处决。”还编造了一份“元墩子战役辉煌战绩”的战报，通过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信以为真，立即传令嘉奖。于是，国民党控制的一些报纸都刊载了张汉民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嘉奖令”。
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为革命的军队，张汉民非常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在陕南驻防期间，根据党组织的意见，他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长和副团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截至1934年底，全团两千多名官兵中有共产党员二百名左右，成立了党的委员会（后改为警卫团士兵运动委员会），十六个连队中有十个连建立了党支部，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排、班长大部由党员担任。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张汉民还千方百计地将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老党员请到警卫团任职。陕西一些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经过党组织同意，也到警卫团隐蔽。同志们称赞张汉民领导的警卫团是“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地区长征到达陕南。新任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旅长的张汉民，派地下党员和红二十五军进行联络，商定了互不侵犯的协定。当时，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无法同党中央联系，医药器材和军用地图也很缺乏，张汉民当即派人送去川陕军用地图；并派地下党员去上海、西安等地购买电台、医药和其他通讯器材，送给红二十五军。
1935年5月，张汉民不幸被错杀。党的“七大”时，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周益三　张守宪　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