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僚主义要坚决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对官僚主义要坚决
本报评论员
大兴安岭遭受特大森林火灾的地区，生出了一片新绿。我国的政治生活领域，回荡着一股清新的空气——大力改进领导作风，坚决克服官僚主义。
以国务院撤销林业部部长杨钟的职务为开端，全国各地一些犯了严重官僚主义错误的领导干部或被撤职，或受到其他处分。哪里发生重大事故，领导干部迅即赶赴现场调查处理。那种对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漠然置之的官僚主义态度有所转变。群众拍手欢迎：“官僚主义恐慌了！领导作风改变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官僚主义，但是收效不大，而且在有的地方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何在？就是对官僚主义太温情脉脉。犯了严重官僚主义的错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往往一纸检讨就可以抵消，“损失由他损失，好官我自为之。”偶尔，某些严重的官僚主义者也会受到点惩罚，但是所谓的惩罚与所犯的错误相比，常常是杯水车薪，不成比例。怪不得有的人不把官僚主义当回事，喜欢戴戴这顶“通用便帽”。甚至把有些并非官僚主义所能概括的错误，例如属于以权谋私的，也说成是官僚主义。这也充分说明我们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不够坚决有力。对这类情况应该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来处理，决不允许在“官僚主义”的帽子下轻易“过关”。古人说过：“赏不足劝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对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不罚、轻罚、姑息迁就，正是很多事情推不动、办不好的症结所在。
“犯了严重官僚主义的错误就撤职，是不是太严厉了？”我们说，没有这样的严厉，就不可能克服官僚主义，就不可能造就一支符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干部队伍。一个领导干部只要一不贪污受贿，二不生活腐化，就可以永远在领导岗位上呆下去，已是一种牢固的观念，但不是正确的观念。对领导干部，不能只用道德的尺度去衡量，更应当用政绩的尺度、实践的尺度去衡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应当是检验好干部的唯一标准。犯了贪污、受贿、盗窃一类的罪行，无疑必须依法惩处；而一个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危害，有时比十个贪污分子造成的危害的总和更大，难道不应当给予必要的惩处吗？对于犯了渎职罪的干部，只是撤职还不够，还应当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常常讲观念更新，在如何评价领导干部、如何对待严重官僚主义的问题上，确确实实需要观念更新。
严重的官僚主义容易激起众怒，有些人往往感情用事，采取无政府主义的手段来对付官僚主义，其结果不仅不能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而且造成很大的混乱与不安定。这决不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办法。反对官僚主义要依靠制度、依靠法律。
要克服官僚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的，从根本上来说，必须改革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克服官僚主义。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是短时期可以完成的，现代化建设的宏大任务不允许我们坐等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之后再去克服官僚主义，而是要求我们从现在起就对官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
从查处重大事故入手克服官僚主义，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一步，还远远不够。事故性的官僚主义毕竟比较少，而且危害明显，万人瞩目，不难查究；非事故性的官僚主义则是大量的，不明显的，容易被忽略，但是它对党对人民事业的危害绝不亚于事故性的官僚主义。乱拍板而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浪费的官僚主义，对违法乱纪案件迟迟不予查处的官僚主义，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呼声漠然置之的官僚主义，不是每日每时都在危害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吗？何况，在一定的条件下，非事故性的官僚主义也会变成事故性的官僚主义。因此，对官僚主义必须树立整体作战的观念。
克服官僚主义，离不开政纪和法律的制裁，也离不开群众和舆论的监督。可以预言，将来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大大加强监督作用。近几年，在克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舆论监督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迄今为止，舆论监督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及时、有力。有些同志对舆论监督还有消极、抵触情绪，在他们看来，公开揭露和批评官僚主义以及其他不正之风，会给我们的党和国家“抹黑”。应当说，这也是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勇于自我批评，是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备的特征。恩格斯在谈到无情的自我批评是否会给敌人提供武器时说过：“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实践证明，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评种种官僚主义的弊端，才能除黑去污，真正为我们的党和政府增光添彩。
以严肃处理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事故为新起点，官僚主义受到又一次有力的冲击。两个月来的势头是令人鼓舞的。“官僚主义恐慌了”，这很好。但是这还仅仅是开始，官僚主义还远没有溃败，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