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先艾致丹心 从早期的乡土文学谈到《水葬》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蹇先艾致丹心·
从早期的乡土文学谈到《水葬》丹心同志：
您一再来信，要我简要地谈谈早期的“乡土文学”和我青年时期写的短篇小说《水葬》。在老友面前，无法推辞，只好在这里胡扯一篇。
1984年，我已应《文艺报》之约，写过一篇《我所理解的乡土文学》，由于是急就章，并没有讲清楚（其实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早已讲得很明白了）。归纳起来，大约有两点：一、对童年的怀念，隐现着乡愁；二、揭示了故乡的习俗与故乡人的命运。
近几年来，有些读者多次来信，要我谈谈自己对《水葬》的看法，我一律没有答复。主要原因为那只是一篇青年时期的习作，没有什么话可说。过程是这样：我从小在家乡接触过几个被剥削、受压迫的农民，也听过老人们讲了一些家乡冷酷野蛮的习俗。1926年，我在大学读预科的时候，屡接家信和友人的信，常常谈到故乡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中生活，感到很愤懑。一个深夜，我忽然回忆起我的母亲给我讲的这个悲惨故事，就写成了《水葬》，寄给《现代评论》发表。1927年，我把它收进了我的第一本小说散文集《朝雾》中。1935年，鲁迅先生为《新文学大系》编选小说二集，又把它和我的另一短篇一并选入，在序言里引了一段《朝雾》序，还讲了一些勉励我这个后辈的话（他很重视冷酷中的母性之爱）。当时，我不仅受宠若惊，而且感愧交集，同时也鼓舞了我写作的勇气。
想不到沉寂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最近几年内有不少刊物忽然又大谈起乡土文学来了。在谈到早期乡土文学的时候，不免又提到我的那篇不成熟的旧作《水葬》。
1955年，我在作家出版社出的《山城集》中并没有收进《水葬》。后来，考虑了很久，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并且想起了1924年1月，他在北京师大附中给我们讲《未有天才之前》中的几句话：“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此，1981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短篇小说选里，还是把《水葬》选进去了。在编选时，我稍作了修改，把骆毛改成地主周德高的佃农，被退了佃，他进行了报复，才偷了周家的东西。杨义同志和给我编选集的贵州师大的两位副教授都认为，这种改动，虽然增强了小说的社会意义；但在论述作者的文学道路时，只能采用原作。
张炳隅在他的《现代文学的巨大基石》（《文学报》273期）中说：“五四时期的乡土作家的作品描绘大多为客观现象的反映，少有实质性的剖析，缺少历史的纵深感，比鲁迅那些冷静的解剖与热烈的抒情融为一体的创作，终见逊色。”我们的确是不能同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文学大师相比的。记不清楚鲁迅在哪里讲过这么几句话：“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将来的理想。”早期有些乡土文学创作的缺点，正在这里。杨义同志对我的《水葬》，指出：“格调阴沉压抑”，“小说的惨剧根源缺乏深刻的开掘。”基本上打中了要害。
这封信就此打住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蹇先艾
1987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