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启宏剧作风格简析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郭启宏剧作风格简析
周传家
为了繁荣戏曲创作，提高广大读者和观众的鉴赏水平，我们应该对众所瞩目的剧作家的艺术风格进行及时的总结和探讨。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岭南子弟郭启宏竟然与北国评剧结下奇缘。起先，郭启宏也曾在现代戏创作中小试锋芒；但后来，他终于根据个人的基础和条件，作出了果断的抉择，在新编历史戏这块创作园地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其实，题材无所谓新旧，关键是作家的思想观念。如果能见前人之所未见，想前人之所未想，从历史题材中挖掘出深厚的内涵，揭示出沟通古今的哲理感，就会使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汇合起来。十几年来，郭启宏发表、上演了近二十出戏，在探索和追求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显示出自己的艺术风采。
郭启宏有较丰厚的文史功底，从而使他的创作能从祖国的历史文化宝库中披沙淘金，揭示历史的底蕴和真谛；或者从历史长河中掬来一束浪花，以折射反映时代的光辉，表达对现实的思考。《司马迁》激情澎湃地唱出了忍辱发愤的主调；《成兆才》为评剧奠基人竖起一块丰碑；《王安石》则是剧作家在现实的感应下，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表达了浓厚的忧患意识及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注；《评剧皇后》把杂色斑驳、性格复杂的白玉霜投入视角之中，揭示了她的双重性格和双重悲剧，反映出灵与肉、灵与艺之间的矛盾，发出对人性和真正人生的呼唤，宣泄了剧作家对一代名优悲惨命运的无限同情、惋惜和不平！在郭启宏的剧作中，最有特色的首推《南唐遗事》。此剧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抒兴亡之感慨；也不满足于一般性地记录、重现历史事件；它运用充满诗意的笔触，从审美角度总结兴亡之道，盛衰之理。剧中的李煜和赵匡胤，气质、性格迥异，地位、际遇悬殊，是一对势不两立的政敌。但是，他们又都是封建帝王，在心理上有互相渗透、结纳、认同的部分。剧本生动地描摹出他们“内宇宙”的风云变幻，深入地揭示了他们复杂微妙的心态，藉以引导读者和观众探索人类灵魂的奥秘，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语言是戏剧家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剧作风格特色的构成要素。郭启宏的语言富于文采，散发着浓郁的诗意美。早在《司马迁》中，就已显示出剧作家古典文学修养和锤句炼字的功力。《成兆才》和《评剧皇后》中也不乏铿锵有力、神完气足的唱段。但最能显示剧作家诗情和文采的还是《南唐遗事》。此剧采用多种方式，不着痕迹地吸收、化用李煜原词，自铸的新词颇得李煜神韵。如《偷欢》展示李煜和小周后之间的感情纠葛时，它运用节奏鲜明、旋律和谐、含蓄优美的诗句，烘托出令人心醉神摇的爱情氛围。《乞巧》中李煜的大段独唱，悲愤沉郁，滴血溅泪，剧作家凭藉自己的文化修养，寄情古人，长歌当哭：
千杯酒、万杯酒／浇不灭胸中块垒一丘丘／……苍天哪／我本是诗班头，情魁首／只合与文朋墨友／联袂登楼，敲棋煮酒，雅集唱酬／只合与红衫翠袖／载月泛舟，拈花折柳，缱绻温柔／博一个胭脂狂客，名士风流／却为何，生我宫闱，派我帝胄／怨父王，去得疾／骂兄长，死得骤／偏让我，衣衮裳，冠冕旒／领兜鍪，统貔貅／施捭阖，展权谋／直教玄武湖中波赤水／凤凰台下起荒丘／我生复何求／死犹未休！
郭启宏剧作诗意的追求，不仅渗透在内容里，而且体现于形式中。他遵循古典戏曲“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等创作原则，其故事多“为一人而设”，有头有尾，不枝不蔓，结构完整而和谐，较少大起大落，突兀峥嵘的格局，符合传统的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在郭启宏看来，戏曲观念的更新，戏曲面貌的改观，主要靠内涵的丰富和新颖。乞灵于时髦的手法和怪诞的形式，解除不了戏曲危机。一味地生吞活剥、强搬硬套外来形式，无异于哗众取宠，必将误入魔障。当然，随着观念的更新，内容的扩展，角度方位的变化，剧作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的更新和丰富势在必然。没有离开内容的形式，也不存在离开形式的内容。内容与形式应同步探索，同步发展。新编历史剧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衍变创造出和当代人审美心理更为合拍的艺术形式，形成具有时代感的艺术风格。这一点，愿与启宏共勉。
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着剧作家趋于成熟。但同一剧作家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往往表现出深浅不同的层次感和浓淡不一的色彩差异。《司马迁》悲愤而庄严，《王安石》冷峻而思辩，《成兆才》质朴而浑厚，《南唐遗事》深幽而悲凉。《评剧皇后》注意故事的跌宕起伏，情节的曲折变化，场面的冷热调剂，色彩的错综搭配，雅中求俗，因而舞台性强，演出效果好。上述剧作虽然具有鲜明的性格，但远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我们热切希望郭启宏创作出更多历史剧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