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不为一时”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读史札记

“立言不为一时”
徐逊
“立言不为一时”是明清之际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来的。他读了《三国志》、《魏书》、《隋书》、《新唐书》、《元史》、《明史》之后，写下了以此为题的读史札记。
《立言不为一时》全文800余字，例举均田制、五铢钱、会昌裁减佛寺、元明京东筑堤围田等的由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顾炎武的论据是有力的。例如，将无主之田分给百姓耕种，是东汉末年的司马朗在建安年间（公元196年—220年）提出来的。司马朗死于公元217年，这一倡议最晚不迟于公元217年。直到拓跋氏占有中原，“令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给授，而口分世业之制自此而起。”（见《日知录》卷十九“立言不为一时”条，下引此文不再注出处）这里指的是北魏太和九年，即公元485年颁布的均田令。从倡议到实施，至少相隔268年。元代泰定（公元1324年—1327年）时，虞集就建议在京东筑堤捍水为田，当时不受重视，至正十三年，即公元1353年，丞相脱脱兼领大司农事，在京东“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岁乃大稔。”（《元史·脱脱传》）至今仍受其利。从建言到实现相间二三十年。唐会昌裁减佛寺，从李叔明提出，到李德裕推行，也经过了60多年。这些措施的推行，“皆立议之人所不及见”。顾炎武以确凿无疑的史实雄辩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进而肯定这类立言之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立言不为一时”，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很可贵的，对我们的理论研究也颇有启迪。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往往缺乏远大的眼光。有些课题是战略性的，属于基本理论建设，对当时的工作可能不会马上发生作用，往往就不被重视。然而，这类研究对未来的发展却是大有用的。对理论研究不应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提倡“立言不为一时”，或许有人担心会使理论研究脱离实际。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顾炎武不仅主张“立言不为一时”，而且明确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见《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有益于天下”，是为现实服务；“有益于将来”，则是“不为一时”。顾炎武一再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日知录·自序》）他的“立言”，密切联系实际。他一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实地考察、调查研究，以检验自己研究所得，并随时删削补充。他的著作大多和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密切联系。他所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部经济地理巨著，《肇域志》则偏重于地理形势、山川要塞的记述，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依然有它的参考价值。因此，“立言不为一时”决非提倡脱离现实，而是在为现实服务的同时，注意为未来发展服务而已。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当然要说明改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不能停留在这里，而要进一步探索改革前进的道路，弄清改革的规律性，走在改革的前面，以指导改革的深化。提倡“立言不为一时”能使我们的理论研究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搞活服务，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从顾炎武的“立言不为一时”，我还想起了另一种“立言不为一时”。那就是理论研究要探求真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因一时的利害得失而作违心之论。这一条，从理论上没有人反对，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坚持却非易事。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