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过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领导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过
新湖南报编辑部
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在湖南已进行了三个多月，现已逐渐形成为全省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除新湖南报外，大众报、湖南青年报及各专区的建设报、湘中报、滨湖日报、资江农民报、岳南人民报、衡阳新闻、郴州群众报，都先后展开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中共长沙地委、常德地委和许多县委都发出指示，布置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常德、郴州、零陵等地委，有重点地检查了乡村干部的思想情况。汉寿、益阳等十余县在布置秋征的时候，都在干部会上抽出一定时间批判“李四喜思想”，以纠正干部中的松懈情绪。全省农民群众和绝大多数的农村干部都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提得很恰当，纷纷表示意见。因此仅新湖南报就收到来自全省各地的稿件和信件有两千余件。全省以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讨论得最热烈。
现在，许多农民已开始懂得“李四喜思想”是错误的。有的农民就这样来警告工作不力的乡村干部：“你快要当李四喜了！”长沙县十五农裕乡副乡长朱中立，今年五、六月间，坚决辞职不干；后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经过许多人的说服教育，才继续工作下去。在参加了这个讨论，并学习了党史以后，他的思想转变了，在区、县召开的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检讨，表示要努力工作。湘阴县包市乡乡长刘福保，在今年六月已卷起铺盖回家，但在参加本村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后，又背起行李回到乡政府工作，表示坚决革命到底，再不“闹情绪”。平江县公安乡乡长方崔楼，本来不想继续工作的，而在参加这一讨论后，已经安心工作，并且改善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工作作得很有成绩，使该乡成为全区工作最好的一个乡。这不过是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此外还有不少乡村干部也在不同程度上扭转了松懈情绪，表示要继续工作下去。有的把克服“李四喜思想”订在自己的爱国公约里，或写信给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和报社，表示决心革命到底。
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我们在研究了目前农村情况以后，发现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有部分农会组织趋于涣散；乡村干部情绪松弛，许多人“请长假”回家，有的甚至私自将工作交给别人就回家了；不少民兵则把武器交给农会，说“地主垮了，没有事啦！”足证农民的麻痹思想是相当严重的。因而地主及其狗腿子就趁机篡夺乡村政权。今年四月底，汉寿县五区曾发生不法地主武装暴乱的事件。五月间，潜伏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相当猖狂，造谣、放毒、纵火，无恶不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报上也不断发出警号。
人民日报在六月一日“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的社论中，批评了“要发家、种棉花”的思想。这使我们开始感到：新湖南报对农民的思想教育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后来又根据上级的指示和薄一波同志“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和人民日报“加强报纸工作的思想性”等文章，对我们的宣传工作进行了检查，使我们进一步注意了对农民的思想教育。于是决定组织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
最初，我们向读者发出的讨论提纲，偏重揭发批判“李四喜思想”，还没有把如何克服“李四喜思想”作为讨论的重点。这种提法是不全面的。因而在开始讨论的十几天中，我们曾被某些枝节问题所迷惑。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才明确认识应通过对这种思想实质的揭发与批判，进一步讨论如何克服“李四喜思想”，并弄清了克服“李四喜思想”的关键在于加强思想领导。现在，这个讨论是按照下列要求进行的：一、主要是克服乡村干部在土地改革以后产生的麻痹松懈思想，坚定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意志，使他们继续努力工作；二、促使各地领导机关重视对乡村干部以及农民的政治教育，检查过去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三、使一般农民初步认识“李四喜思想”的错误，使“李四喜思想”在群众中孤立起来。
我们在组织这一讨论的过程中，曾遇到一些思想障碍。例如：有些人认为湖南解放不久，乡村干部的“退坡”思想是个别现象，不如老区的严重。有些人认为乡村干部产生松懈麻痹情绪是必然的，每进行一项中心工作以后，总会有这种现象。有些人认为讨论固有必要，但目前工作太忙，无法进行。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乡村干部生活困难。归结起来，都是不大赞成这个讨论，至少是目前不必讨论，等一等再说。也有人认为讨论是必要的，但不必讨论太久。当时由于思想水平的限制，我们还不能对这些意见进行批判，反受了它们的影响，以致表现了犹豫。直至八月下半月——讨论的第二个月以后，由于在全省第一次宣传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问题，中共湖南省委负责同志强调指出批判与克服这种错误思想的重要性；会后，王首道同志又写了“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的论文；人民日报、新华社、学习杂志、长江日报又都发表和广播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的文章，才纠正了上述不正确的意见，引起各地对这一讨论的重视。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曾采用了以下方法：（一）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教育群众。例如：举出许多不法地主反攻倒算的事实，以说明土地改革的完成，并没有“万事大吉”；举出不法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篡夺乡村政权破坏生产的事实，以说明只顾生产、不问政治是不行的。（二）发表有“退坡”思想的干部的自我检讨或克服这种错误思想的经过的文章。（三）表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四）发现新问题，及时提出讨论，以使讨论逐步深入。例如：我们曾发现有些乡村干部认为“轮流当干部是合理的”。他们说：“?蝈（青蛙）跳三跳，也要歇下气！”“应该像国民党时代的甲长一样，六个月轮一次，免得一个人吃亏。”我们就把这种思想提出来讨论，这就使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深入了一步。我们又发现有些领导干部认为：乡村干部的松懈情绪用“压任务”的方法可以解决。对于这种错误思想，我们也提出来讨论，并给了它以严厉的批判。（五）组织与发表本省各地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调查材料，推动全省各地党委领导这个讨论。有一位县的负责干部最初认为问题不严重，说该县有“李四喜思想”的乡村干部，最多占全县干部百分之二十。经调查后，发现有“李四喜思想”的干部竟占全体干部的百分之七十。这一来，该县也就注意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此外，报上还每月作讨论小结。
但是，正如人民日报十月二十九日“党的生活”栏编者按语所指出的：“这一讨论目前还不够深入，这是因为有些地方的干部对教育农民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认识不足，开过一两次讨论会就以为‘没有问题了’。有的地方，领导机关虽作了布置，但未督促检查，因此，这一讨论也未能很好地展开。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应注意克服某些形式主义的缺点，把讨论深入一步。”我们完全同意这一意见，并努力经过我们的宣传工作来改变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