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热”的反思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谈艺录

“书法热”的反思
沈鹏
当前社会上出现一股“书法热”，书法的群众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泛，使得文化界对书法领域的种种变化不敢轻视。这是可以引为自豪的。
接踵而来的问题则是：是否应该满足于这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相对于过去的沉寂萧条而言，轰轰烈烈的局面来之不易，是好事；但从今后发展看，轰轰烈烈要与深入开展的创作活动、学术活动结合起来，才会产生长久性的效应。特别重要的是，它应该与当代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相呼应。我个人认为，与文学、绘画方面的成果相比，书法还是不算太醒目的。我们面前有着几千年无比丰富的遗产以及由此形成的经验，但目前创作上突破不大，这就使我们在赞叹书法热之余不得不考虑一些更严肃的问题：如何把书法创作的水平提到新的高度？
现代书坛的成功实践虽然还十分有限，但已显露出一些可喜的苗头。书法发展的日趋多样化，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过去那种言必二王、言必颜柳或言必北碑的认识模式，为更丰富、更灵活因而也更宏观的发展态势所替代。风格、创作观念乃至形式格局的丰富多样，显示出当代书家受益于历史文化遗产，并在现代生活中寻找自我表现契机的良好愿望。我以为，多样化作为一种创作观念，是从每一件作品及作品的互相比较之间表露出其特征的，它的落脚点是在既成的作品的效果上，而作为这种效果上的多样化——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百花齐放——的潜在支撑，一是作者在作品中追求现代感的努力，二是作品强调个性化的趋向。
沉湎于二王、颜柳是过去时代的事了。当代的书家，未必忽略古代书法大师们作品的珍贵艺术价值，但并不满足于成为古人的影子。如吴琚之学米芾，钱南园之学颜真卿，在过去曾有人视为范例，在现时则是话柄。吴、钱以下者就不必提了。因此，强调现代感，强调更有我们的时代不同于古人的鲜明特征，强调当代书法作为“表现”式书法而不仅仅是文字书写，使当代书法在观念上有了个极有利的出发点。文通字顺应该是一幅完美书法作品应有的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终极目标，强有力的“表现”才是书法特有的魅力，既为书法本身的特征、本质所决定，也合乎我们时代的需要。书法美的空间构成的表现，是放在书法家面前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书法家在创作中时时遇到的问题是，他必须按照文字本身的要求书字，但又竭力要突破文字本身的局限，这个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束缚于一定的空间又要求超越空间。书法观念的更新，在实践当中时常表现为不是要不要更新而是如何更新的问题。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现代派艺术在蔓延整个欧美世界之后，现在正悄悄地潜入书法。这并不是坏事，中国书法家应当欢迎这一远方来客，并引此为改造陈旧的书法观念的一个借鉴。但是，在热情引进的同时，也别忘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把书法写得象王右军第二不算有出息，而把书法蜕变为抽象画的附庸，我以为也不能证明是成功的。上述两种现象从两个极端禁锢了自我，否定了抒情性，窒息了创新之路。前一种现象表现出令人生厌的惰性，后一种现象大有数典忘祖的嫌疑。倘若我们的创新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字，也即取消了书法的基因，那么作者的原意可能为着拓宽创造之路，其后果却是终止书法之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
因此，是现代的，又是书法的，这是一个大目标。
进一步的课题则是个性化。个性化与现代感有其相近的一面。亦步亦趋地仿古，当然不是个性，沉溺于洋派而不思自省，也是缺乏个性的表现。当前书法创作中，个性模糊的现象仍旧很突出。由于个性模糊，书法的抒情性也就失去了寄托。历史上从蔡邕、王羲之、韩愈、张怀瓘到刘熙载、康有为，都曾为此大声疾呼。在当代书法中，对抒情性、个性的解释常常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认为强调抒情、个性便是不要法度，不顾艺术的接受者能否引起共鸣；另一个方面是认为既然要讲法度，要“文通字顺”，那么强调抒情、个性便带有异端的意味。后者取消抒情与个性的必要性，前者从纯主观的立场否定了抒情与个性的客观标准。我认为，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抒情，倒是如何在努力强调抒情价值时还不断提高“情”本身的客观价值和浓度，使“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书法艺术家应当认真思考的课题。“情”不应只是一个生理学概念，它应包含着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等方面的广泛的命题，从而通向个性化的途径。
当代书法不乏成果，但也面临严峻的课题。如何从现实出发认真做好继承工作，虚心向前人学习，又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真面对来自日本，来自东南亚以至欧美各国的挑战，我以为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固步自封大可不必。而且，中国书法自民初以来的沉滞也使后人觉得必须扩充视野。完全依靠内部体系的小修小补，仍不免有顾此失彼之憾，而且格局也日趋狭小。我认为，采取不承认主义，对别人的创造一言以蔽之曰“看不惯”，并不能表现自己高明，倒是在引进、研究的同时反思我们自己的立场，看看如何扬长避短，独辟蹊径，这才是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