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学者徐昶教授向记者解释 人们“碗”里“肉”多了为何还要“骂娘”？ 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才能促进改革，改革不可忽视研究群众心理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对话录

行为科学学者徐昶教授向记者解释
人们“碗”里“肉”多了为何还要“骂娘”？
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才能促进改革，改革不可忽视研究群众心理
本报讯　记者孙维报道：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尽管如此，社会上一部分人仍啧有烦言，牢骚满腹。这是为什么？怎样改变这种局面？记者就此问题走访了中国行为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徐昶同志。
记者：近来社会上流传着这么一副对子：“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觉得改革中出现的这幅社会心态图，实际上描绘的是劳动者的积极性问题。徐教授，你是怎样分析这个问题的？
徐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中央许多政策措施在这方面已收到成效，但潜力还很大，远没有充分挖掘出来，这是为什么？同改革中其它涉及人的问题一样，只用经济学、政治学去研究它还不够，还要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理论去研究它。
记者：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这几乎是公认的，但原因在哪里？有的同志认为主要是手段不多，限制太多。
徐昶：关于限制，我感到不是多少的问题，主要是不甚得法。我想侧重讲讲手段，手段并不少，问题是用得不多，用得不好。手段不外乎两类：一类是物质方面的，特别是分配手段；另一类是非物质的，分配以外的手段。只看到甚至只相信分配手段，才会感到手段不多。
记者：确实如此。我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又要保证建设，又要照顾职工收入，有限的新增加的财力，很难满足人的无限欲望。积极性与满足是正比例相关关系，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徐昶：人的欲望不见得都是坏事，经济规律中不是还包括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吗？可见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往往要通过人的情绪作为中介，而情绪是与人的满足有关的。用行为科学观点看，满足有绝对满足和相对满足。“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前半句说明
“绝对满足”方面还可以：三中全会以来，人们生活普遍有了提高；后半句说明，问题主要出在相对满足方面。
记者：满足是一种主观感觉，一种心理现象。不同的满足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徐昶：正是这样。绝对满足一般用于受生理条件左右的物质生活上，两碗饭才吃饱的人，吃一碗就不满足，肚子会发出信号，告诉大脑是否满足。相对满足是更复杂的心理活动，它要通过各种比较进行。例如人们常常和自己的期望相比，达到期望感到满足，低于期望感到没有满足。行为科学和心理学中用一个公式来表达这种心理活动：情绪指数等于实现值除以期望值。当实现值小于期望值时，情绪指数小于1，情绪低落，就要骂娘了。
记者：从数学观点看这个公式，如果期望值小一些，不也能提高情绪吗！
徐昶：讲得对。所以提高人们的情绪，调动人的积极性，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实现值，尽量满足人们的需求期望；另一个是调整期望值，能使人们得到相对满足。忽略了第二点，提高实现值又受条件限制，就束手无策了。
行为科学认为，期望是积极的，因为期望可以促使人去努力。但期望值过高，脱离现实可能，积极因素就会转化为消极情绪。
记者：那么，怎样调整期望值呢？
徐昶：人的期望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它是一定环境与人的主观认识交互作用的过程，既受环境影响，又受人的主观认识影响，调整期望值就是调节这两个因素。
物质生活方式、政策、宣传等都是组成环境的重要因素。这几年，物质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人们的需求从三小件发展为三大件、新三件。再加上一个时期对高消费、万元户的不适当宣传，使人们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这些环境因素冲击着、影响着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当一部分人不是用“量入为出”来考虑自己的期望，而是用“量出为入”升高自己的期望。期望一旦脱离现实，社会和个人都缺乏满足的能力，当然会陷于被动了。
记者：我觉得，期望还有个科学不科学、全面不全面的问题。比如对改革，人们寄予很大的希望，这当然是对的，但对它的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那么这种期望就有些片面了。还有人把改革只理解为多来钱，这种期望也不全面。有位厂长说得好：改革只是给大家开辟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广阔天地，好生活还要靠大家艰苦奋斗来创造。如果对改革的期望是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事情就好办多了。
徐昶：是这样的。所以全面地做好改革的宣传很重要。绝大多数职工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不说过头话、片面话，讲清国情，讲清全局，讲清道理，引导人们全面地认识改革，把期望建立在现实可能基础上，积极性一定会随着期望的满足而提高。
记者：问题是人们还要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进行攀比。有人说，我们社会又多了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很难防治。
徐昶：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攀比是进行比较的又一种心理过程，而且是正常的心理过程，其结果也是产生一种相对满足感。
现在有的同志笼统地反对攀比，似乎一攀比就坏事。其实不然。攀比带来的消极影响不是攀比本身造成的，而是攀比中所运用的标准造成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常常说不要和别人比生活、比待遇，要比就比工作、比贡献；教育大家不要比落后，要比先进、比英雄模范。两种不同攀比标准，将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由此可见，对于攀比，不应简单反对，反也反不掉，而应积极引导，进行疏导。这方面我们不是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吗！
记者：你讲得有道理，但是现在环境和过去不同，你去引导攀比，人们不一定听得进去。
徐昶：你的说法把问题引向深入了。根据行为科学的公平理论，人们的攀比一般是这样进行的：先用自己的投入（劳动）和所得相比，产生第一个公平与否的感觉；然后再和其他人的投入与所得相比，产生第二个公平感。两个比较都是平衡的，那就是公平，否则就感到不公平。在上面的比较过程中，涉及许多攀比标准：衡量和比较收入差别的标准，衡量和比较投入劳动的标准，其它相关的标准。举例来说，收入（总收入或某项收入）应当一样呢，还是有差别，有什么样的差别，有多少差别。结合具体实际，内容就多了：干部应当拿职工平均奖呢，还是拿最高奖；书报费应当人人有份呢，还是有区别……等等。投入劳动的标准更复杂，涉及数量、质量、年限、岗位、能力、成果、劳动条件、劳动强度、劳动复杂程度……这许多标准是否都应考虑，怎样考虑，相互关系怎样摆？需知每个标准都会人格化，都有它的代表者。除此以外，还有不少相关标准。
所以，引导和疏导归结起来，无非是确立合理的攀比标准。至于人们听不听，就看你能不能用合理的标准，去改变人们所持有的不合理标准并接受合理标准。
记者：你这个观点非常重要，说到底，这里的标准问题实际上是观念问题，是价值体系问题。标准改变将是观念转变，是社会心理结构的大调整，而这一切必须把它放到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
徐昶：是的。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心理结构、价值观体系决定了平均主义公平观标准。有的同志把它的根源说成是封建的小农经济，也有人说是过去特殊历史条件下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我认为都有一定道理，但更主要的是我们过去不承认商品经济，因此忽视商品价值，个别劳动不通过交换直接变为社会劳动，这样分配当然和个别劳动创造的价值脱钩，只要劳动了，甚至只要出勤了，在册了，就有领取等量产品的权利。在过去，这是合理的、无可非议的，人们已适应它了。现在就要看你的劳动同创造价值关系如何了。旧的观念成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障碍，必须改变它。
怎样改变？这同样是一项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说通俗些，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分配制度，形成新的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分配制度；另方面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建立新的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和改革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两者结合，将会逐步地改变人们的旧价值观体系，树立新的公平观。
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全面地、科学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思想政治工作改进的核心是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社会、集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把着眼点放在鼓励改革、鼓励发展生产力、鼓励人们干社会主义、干四化上。
记者：在攀比中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有一小部分人利用改革中出现的空子，不择手段，大捞一把，很快富了起来，政策上、管理上，又一时没有跟上，没有及时解决这类问题。群众看了这种情况，心里有气，有的和他们攀比，影响了积极性。
徐昶：我认为，群众对这类现象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决策者应该倾听这种呼声，及时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而不应用“不要攀比”四个字就应付了事。当然，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提高人们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
事实上改革带来的变化，就在逐步改变着观念。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方针和事实，不是已为很多人接受了吗，不已成为群众努力生产的动力了吗！
正确地引导人们攀比，也可以加速观念的转变。纵横交叉攀比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人们在横向攀比中出现的情绪，引导大家进行三中全会前后的纵向攀比，情绪就可以振奋。先进企业与后进企业在横向攀比中产生的不公平感，引导大家纵向解剖后进企业的进步，把生产力发展的标准输入到大家的观念中，使先进企业职工为后进进步而高兴，矛盾也会有所缓解。前年工资套改，有的企业职工在纵向攀比中觉得吃亏了，收入反而少了，引导大家横向一比，收入还是比人家高，气就顺了。可见，心理承受能力也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摆事实、讲道理，它是可以提高的。这方面的关键不在群众，而在干部。干部思想就不通，心理承受能力就不高，怎么可能去影响群众呢！
记者：听了您今天的谈话我很受启发。我想研究改革中的群众心理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在推进改革时，不可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它不仅是经济工作者的任务，更是思想工作者的任务。
徐昶：是这样，让我们大家在这方面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