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溯源 [复制链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书法艺术溯源
在考察书法艺术渊源时，先看看图腾或族徽图案与汉字关系。殷商晚期的一件铜器铭文“玄鸟妇”，表明殷人把鸟图腾形象作为族徽使用。壶的占有者是鸟图腾崇拜氏族的后裔。时至初周，情况有所变化，鸟图腾不再作为族徽而见于铭款，而是演变成图案，成为一种装饰物。这些纹饰同时出现在青铜器上的是金文，如毛公鼐、散氏盘等。然而，这些文字出现在器皿的不显眼位置，或底或缘。当时还没有把文字当作审美对象看待。
汉字在充当记事符号的同时又兼具审美性质的现象，大约始自春秋战国时期。对文字本身施加外在装饰，把由图腾演化而来的某些文饰与文字的某些笔划结合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鸟虫书”。图腾——图案——文字——书法的演进在审美上的逻辑关系，从而为书法艺术的诞生找到了历史根据。后来出现了以文字本身线条为装饰的现象。为了装饰的需要，不惜对文字本身的结构、笔划进行变形甚至增损（这在秦汉瓦当中随处可见），使其符合审美的要求。这表明书法作为艺术，日渐取得独立地位。
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提到：“杜陵陈遵……善篆隶，每书，一座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座’。”就是说，到了东汉，以书法为审美的风尚日盛，书法的魅力能使欣赏者震惊失色，实在是非同寻常。而另一方面，又有些人对这种艺术却持有偏见，斥之为“背经而趋俗”、“志小者必忽大”。可见书法艺术未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立稳脚根。曹魏时代书家能攻书取仕，书法不再是仕夫不为的雕虫小技了，书法艺术在社会上跟文学平齐，它的独立地位得到确认。在王羲之生活的西晋时代，就文字本身的发展而言，此时诸体具备，姿态各异，尤其是有汉一代的行草书，书写自由放纵，不假伪饰，最能流露出书写者的情感特征，故借此来表现晋人的风神气度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说蔡邕所说的“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只是作为一种书法创作的理想的话，那么这种理想则在晋人笔下完全成为现实。
（摘自《南京大学学报》第三期　周同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