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离开生产力谈社会主义原则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不要离开生产力谈社会主义原则
李稼蓬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只有用科学的态度才能理解和掌握。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表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认识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其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重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事实正是这样。正因为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才揭示了整个社会发展
（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长期被唯心主义理论家们弄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创立自己的学说时，谈到未来的社会主义，就明确地把19世纪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作为必要的前提。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且进一步强调了发展生产力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在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1956年，党的八大规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后来产生了曲折，一个时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社会主义的特征简单地归结为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也给林彪“四人帮”搞假社会主义、真封建主义以可乘之机。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党的十二大根据马、恩、列的论述和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作过全面的阐述，特别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应该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意义，阐述得最多、最深刻的正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反复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我国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说，这是很不够的”。等等。今年四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又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这些论述不仅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标志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基本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尽管我们是在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具备了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本质特征，但从根本上说，正因为我们的生产力不发达，我们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还不雄厚，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犹如列宁当年对建国不久后的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所说的那样，还不能算“完全”或“完备”的社会主义。既是社会主义，又是初级阶段，这就是我国最重要的国情，是当前我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基本的特点，也是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多年来，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对生产力的标准问题不大重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不重视，常常离开了社会生产力抽象地讲所谓社会主义原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生产关系变革上，很多“左”的东西之所以能够存在，都与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关系。总之，没有注意到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本身就必须有若干限制；没有注意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形式；没有注意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现实中一切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里。
改革、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与之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日益巩固和发展，使它的各项具体制度日益健全和成熟，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国外有些评论家说中国的改革会导致资本主义。另一些评论家说中国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发表后一种见解的评论家是很有眼光的。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把改革、开放、搞活社会主义经济说成是“干资本主义”，怀疑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显然是错误的。
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的标准不是别的，就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是我们选择所有制形式的根本标准，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大特点和优点，也就是可以使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从而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如果现实公有制的某些体制和管理形式不能体现这个基本特征，它就是应该加以改革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之所以在过去的三十年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作用，分配上搞两个“大锅饭”，企业缺少自主权，职工不能实行民主管理。这套体制不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要求，非改革不可。至于公有制主体之外的多种经济形式，也是适应我国当前生产力水平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可缺少的补充。适当地加以发展，有利于促进公有制主体的健壮，符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广义来说，开放也是一种改革。竖看历史，近代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闭关自守。横看世界，对外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是如此，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近一二十年中发展比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是充分利用了国际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不止一次地讲过：“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7页）“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文稿》第3卷第94页）斯大林也说过：苏联有大约2／3的大型工业企业是利用美国的技术和帮助建成的。其余1／3是利用德、法、英、意、日等国的技术和帮助建成的。利用资本主义的进步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这正是我们做得太少而需要加紧去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中国执行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
八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改革亟待深化。由于我国人民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头，对改革的必要性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也决不可低估改革的阻力。从长时期看，阻力主要来自习惯势力，来自“左”的东西。当然，我们也要十分注意随时排除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在当前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的形势下，主要还是要克服来自“左”的阻力。
去掉附加在社会主义上的种种不科学的东西
对待改革的种种错误认识和态度，产生的根源在哪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离开社会生产力抽象地谈社会主义原则，把一些附加在社会主义上的种种不科学的东西误认为是社会主义。这些东西，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在所有制问题上，认为越“大”越“公”越先进、公有制越“纯粹”越是社会主义。这种认识不是用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来作为生产关系是否先进的标准，而是形式主义地仅以所有制所具有的名称来作为判断是否先进的标准。
二是在分配问题上，认为越平均越“公平”，越是社会主义。这种认识用抽象的超历史的“道德”标准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福利主义，把社会主义事业看成是慈善事业，习惯于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价一种生产关系的是非得失，不是根据道德标准，而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并不是由于某种道德标准要求我们这样做，而是由于这样的社会主义，最能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三是在管理体制上，认为越集中、管得越多越是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改革那种“同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从苏联那里搬过来的，长期以来，已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面临的首先是苏维埃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这种特殊条件，使得它当时不得不采取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模式。但不能因此把统制式的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固有属性。希特勒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实行高度统制的经济；日本在二次大战时及战后初期也是实行统制经济。这种所谓的统制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
所有制上强调越“公”越好，分配上强调越“平均”越好，管理体制上强调越“集中”越好，诸如此类附加在社会主义上面的东西，有一点是相通和共同的，就是都否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把市场机制和商品经济这种本来是人类为适应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化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经济手段和经济形式，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的东西。商品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经济形式，存在于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中，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实践已经证明，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必须采取商品经济的形式，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为什么在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会附加上许多不科学的东西？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曾经深刻地指出过，不成熟的理论，适应着不成熟的生产和经济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既然还在不发展的经济关系中隐藏着，所以只得从头脑中产生出来”。（《反杜林论》279页）。由于我国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人们缺乏大生产的观念，常常带着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观念或者某些封建残余的观念来看待社会主义，使它变形和扭曲。从历史情况看，由于社会主义是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薄弱环节的落后的国家内首先突破，而且又长期经历的是一种战争和被帝国主义包围的环境，这也容易形成一种习惯看法，使人们容易把战争年代所存在的那种高度集中统一、低水平的供给制等等一套，搬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来。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改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与之相联系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必然会从现实的社会条件去发现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规律，以代替根据幻想的条件凭头脑“发明”出来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