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得有“理”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错得有“理”
蒋孔阳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是人民的心声，应当反映出人们某些富有时代特征的心理结构和心理状态，然后抓住人们的心灵，唤起人们的注意。鲁迅的《阿Q正传》刚一发表，就立刻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引起极大的注意，这就因为它抓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相当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受尽欺凌和屈辱，但却不敢正视现实，而只是以精神胜利法来自欺和欺人。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虽然艺术力量比较薄弱，但也因为抓住了一种时代的心态，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共鸣。
我们今天，是改革和开放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我们的心态，应当是意气奋发，精神昂扬。但是，由于“四人帮”极左路线长期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创伤，以致在某些人的身上造成了“错得有理”的心态。这种心态，象细菌一样散入空气，渗入生活，从而腐蚀人们的灵魂，使人们不仅不能面对现实，明辨是非，而且不愿意承担任何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甚至犯了错误，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他也心安理得，似乎他的错误也是应当的、有理的。谁要点明了他的错误，他就哇啦哇啦，用大嗓门来掩盖事实，来证明他的正确。这样的同志，过去，他们丧失了“自我”，只知唯命是从；今天，还给了他们“自我”，但他们又不懂得尊重“自我”的真正价值，以为“自我”不是表现在正常的与人尽责任的关系中，而是片面地夸大自我，以自我来排斥他我。结果，我成了一切的标准。我是唯一正确的，我的错误自然也是正确的了。
赵树理在《三里湾》中，曾经描写过这种“错得有理”的心态，塑造了“常有理”这样一个典型的艺术形象。今天，经过
“四人帮”的毒害，“常有理”大量地进入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各行各业中，成了腐蚀社会主义事业的消极因素，应当引起作家的关心和注意。事实上，有的作家已经注意到了。例如刘心武的《钟鼓楼》，当中就描写了一个售货员潘秀娅。顾客上门的时候，她要与同事讲话、聊天，或者清点款项与单据。顾客等急了，对她的服务态度有意见，她不仅不在乎，而且振振有词，堂堂有理。她认为她这样做，是为了显示出售货员的“独立价值”，是要使顾客“意会到不是他们有求于顾客，而是顾客有求于他们”。她把忽视一个人应尽的社会责任，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她不仅在工作上犯错误，而且堂而皇之，把自己的错误当成真理！试问：如果每个人都以损害工作或犯错误来显示自己的“独立价值”，来表示自己的“错得有理”，那么，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还将如何进行？
因此，揭示这种“错得有理”的心态，引起社会的注意，把它改正过来，我认为是我们的作家应尽的一种责任。我也希望其他的作家，能够注意“错得有理”这一时代心态，从不同的行业去加以描写，让人们不再把错误当成真理，而是知错能改，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