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基层的意见——沈阳、哈尔滨铁路局站、段长谈如何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来自基层的意见
——沈阳、哈尔滨铁路局站、段长谈如何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本报记者　吴昊
在铁路采访，有乘车的方便，因此才使得记者在短时间内，在沈阳、哈尔滨两个铁路局结识了几十位站、段长。
说来也怪，本是为了了解在职工中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而去调查的，而被调查的对象却不是主管此项工作的党委书记，而是站、段长，目的是想听一听这些主管生产的人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的看法：一，站、段长如何看待当前的思想工作；二，站、段长希望有个什么样的党委书记；三，站、段长怎样做思想政治工作。
就第一个问题，站、段长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不过，站、段长们考虑问题，不同于某些政工干部，他们是从完成生产任务和提高经济效益为出发点的。哈局三棵树站站长袁绪民，有30多年铁路工龄，是从“当兵”上来的。他说，铁路部门定员、定岗，一个萝卜一个坑，站长一走进车站，一布置任务，先想到人，谁能干，谁不能干，谁能干不肯干，谁肯干不能干，要把人组织起来，形成合力，没有思想工作是不行的。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呢？沈阳站站长王卿智总结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手段有三个，即：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思想教育，根据这三个手段，职工可以产生三种积极性，即：被迫的，买来的，自觉的。他说三种手段都可用，三个积极性都需要。对于做人的工作，他认为，这几年我们实际上走的是一条探索的路，由单纯依靠思想工作，“教育万能”，到片面强调物质刺激，“金钱至上”，头上碰了好几个疙瘩。据我看，我们快要从“谷底”走出来了。沈局苏家屯站站长陈国富把用经济手段调动人的积极性比做打铁，热得快，冷得也快，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没钱不干，单纯依靠物质刺激，工人的胃口会越吊越高，从长远看，决不可取，因为我们不可能月月增加奖金。他把思想教育工作比作输血，可以在较长时间里起作用，但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人的工作要天天做、事事做。
对于第二个问题，站、段长们最感兴趣，一致的意见是要有个开明的书记，改革的书记，会做思想工作的书记。问题是“开明”的标准是什么？众议纷纭，各有各的理解。牡丹江列车段段长董林田的话是有代表性的。他说，所谓“开明书记”，就是要从心眼里承认厂长在企业里的“中心地位”。现在是厂长负责制，过去实际上是书记负责制，目前有些书记转不过弯子，憋了点气，表现得不怎么“开明”。有些人是认识不清，有些人则是出于利害考虑，权力，权利，权和利联在一起，有私心、谋私利的人，大都不肯放权，不“开明”。
沈阳站站长王卿智说，实行厂长负责制，如果厂长和书记关系搞不好，改革不如不改革。说是厂长有决策权，人事任免权，实际上厂长的决策如果书记不同意，干部和群众就会分裂成两种对立的力量，内耗加剧，1＋1＝2，1－1＝0，甚至是负数。站、段长们普遍反映，目前真正用于考虑生产的精力不足1／3，多半精力用在应付关系、平衡关系、息事宁人上。不少站、段长心里有“怕”字，怕“秋后算帐”。沈阳东站站长江涛，是个34岁的年轻人。他说，党委的监督作用，应该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不要总是事后，站长不是诸葛亮，算计不了那么周到，如果总有人揪站长的小辫，站长的工作是没法做的。
哈尔滨站站长高俊，51岁，是个做过26年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同志，今年7月7日才从车站的党委书记调任当站长。他说自己是“时髦干部”，书记重要当书记，站长重要当站长，岂不是赶时髦。象高俊这样情况的干部很不少。高俊说，我当了多年书记又当站长，据我看，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书记心里也“怕”，怕人家说自己是改革的绊脚石，因此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能不管的不管，能少管的少管，争权的人有，推权的人也有。过去我们总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干部素质的问题，费尽心思选个好书记，其实叫我看最根本的是体制问题：局——分局——站、段——车间，是一条线；局党委——分局党委——站、段党委——车间党支部，又是一条线，一条行政的线，一条党的线，两线平行，造成企业“两套马车”，“两个山头”，各种关系复杂化，各有各的上级，谁当一把手，矛盾也少不了。谁当站、段长，书记采取不合作态度，日子也好过不了。鉴于这种情况，不少站、段长认为，基层企业（包括站、段）没有必要搞那么庞大的党的机构，党的机构可以大大压缩，较小的单位可以不设党的专职干部，党要管党，把自己的党员管好，党员真正是群众的模范，就是党组织对企业生产、对改革的最大贡献。站、段长们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在一个单位里站、段长和书记形不成合力给生产造成的损失。哈局温春站是个三等小站，原来书记兼站长——站长兼书记，干得很好，后来为了加强领导力量，派去个书记，从此走了下坡路，站长和书记互相告状，连上级领导的精力也分散了。哈局车务段某车间主任派一个工人去石家庄接车，主管段长同意了，但因没和书记商量，闹起了别扭。哈局一位小站站长对去年中国女排对世界明星队的比赛很有感触。他说，论个人，优势在对方，论整体，优势在我方，结果我方胜了。我们的体制既要有利于发挥个人优势，又要有利于形成整体优势，如果二者不可兼得，那就应保证发挥个人优势，生产不是打球，不是要打败谁，而是要以智慧和力量创造出更高的效益，过去，为了整体优势往往不惜牺牲个人优势，人才得不到使用，干事的常常挨整，整体优势反而形不成，结果会搞权术的人得逞，好人受害，事业受损。
记者所接触的站、段长对他们本单位的书记都说是满意的，我想这可能是这几年随着改革的深入，确有一批书记学会了当书记，使站、段长们满意，也可能正是说明了站、段长心里的“怕”字，怕自己的看法传到本单位的书记耳朵里，惹来新的麻烦，因此才言不由衷，大概两种可能都有吧。
对于第三个问题，站、段长都认为，实行厂长负责制，站、段长到班组长，凡是在第一线的，凡是和工人直接接触的，做思想工作是义中之题。而且都认为领导生产的人做思想工作得天独厚，可以随时随地做，可以做在生产之中，而不是隔靴搔痒。站、段长们做思想工作没有时间去搞形式主义的花架子，对空泛的讲道理，开马拉松会，吃吃喝喝报告团、夸大其词的模范事迹报告会，工人们不感兴趣，站、段长们也从心眼里讨厌，一致的呼声是：无效劳动越少越好。有位站长说，工人对他提出的要求是：一不开重复的会，二不听重复的报告，三不做重复的总结，四不接待重复的检查团。而有些人却把“重复”当成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一件事情，行政开会，党内开会，工会开会，共青团开会，天天翻烙饼，太烦人了，同一件事情，分局检查团刚走，路局的来了，路局的刚走，部里的来了，各种检查团，不胜其多，形式主义是最大的浪费。人们迫切希望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尽快从这种老模式、老套套中走出来。
站、段长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简单，人情味儿却较浓，能打动工人的心。在车站，调车组是最苦的，又比较危险。有一次，沈阳站站长对他的172名调车工人说，你们谁是局、站干部子女，没有。仅有的5名干部子女，都是路外的，他们的老子娘最大的“官”是集体砖厂厂长，有门子的不干调车，这就是你们值得尊敬的地方。从今以后，车站若有好处，你们有优先权。说得工人热泪盈眶。夜班工人打瞌睡是最危险的，也是违纪的。沈阳站破例规定，夜班调车工说明原因，可以先睡两小时觉再工作，王卿智解释说，现在不同于50年代了，那时调车工住房较宽，白天睡觉没问题，现在的调车工白天没有安静的环境，晚上不叫他睡两小时，事故还能少！经过这样努力之后，沈阳站调车组的队伍稳定了，事故没有了。据王卿智说，他的这一手是从彭老总那里学来的。抗美援朝时他是入朝的铁道兵，彭总夜里检查岗哨就常叫战士脱了鞋，他把手伸进鞋窝里，摸摸温凉。工人也是人，当干部的和工人是平等的。王卿智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其实在平等面前才能有真理哩！
站、段长与工人，就象前线的官与兵，话不在多，但要说真的，掏心窝子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