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大同书》的历史价值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争鸣

康有为《大同书》的历史价值
马洪林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主要代表作。1902年至1903年间完篇于印度大吉岭，全稿直到作者逝世后8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交中华书局出版。近年在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找到了康有为《大同书》手稿全帙，1985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在海内外公开发行。它是康有为留给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一部既有史料价值，又有书法艺术价值的文化珍品。
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大同书》的实质和价值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力求科学地区分这部著作的精华和糟粕，以期正确对待和继承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一、认为《大同书》主要内容是“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来表述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二、认为《大同书》既有批判封建制度、向往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也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向往超过资本主义的“公产主义”制度的论述。三、认为《大同书》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作品，是康氏晚年“麻痹群众”、“反对革命”、“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
说《大同书》是反动的作品，那是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的。在旧中国，工农大众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根本接触不到《大同书》这样的哲学作品；当时从封建营垒中走出来的少数知识分子，在读到《大同书》的某些内容时，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显然，这“麻痹群众”、“反对革命”的看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保皇复辟确系康氏晚年的政治主张，但指责康有为《大同书》是其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则除了论者一些主观推测和分析外，迄今并没有举出令人信服的事实来证明这种观点。我认为，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估康有为《大同书》的历史价值。
首先，康有为《大同书》在其产生的历史时代，反映了人们追求幸福、向往未来的进取精神。
人类进步的文化链，是一个联结着一个，一个否定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蒙昧走向文明。康有为《大同书》虽然承袭了孔子以来的中国大同思想，但并非孔子大同思想的简单翻版。孔子的大同思想着眼点是向后看，眼睛盯着唐虞三代，口口声声“吾从周”，认为古代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康有为《大同书》虽然继承了这份大同遗产，但他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眼睛是向前看的。他凝视前方，憧憬未来，向往着更高级的人类理想社会。
康有为《大同书》设计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构想。他写道：“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40页。以下只注页码）并具体规划说，农业要实行“公农”，凡天下田皆为公有，私人不得占有和买卖；工业要实行“公工”，凡天下的工厂、铁道、轮船皆归公有，私人不许独占；商业要实行“公商”，凡天下的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一管理经营，不准有私人商业。从所有制来看，康有为描绘的似乎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还对未来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康有为从未来社会是公有制的社会的幻想出发，认为这个社会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生产和分配成果。公政府所属的农部、工部、商部必须按全体人口的需要和各地物产的丰歉，制定相应的计划进行生产、运输和消费。这样，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产品的供应就会相等，既不虚耗人民的宝贵光阴，又不浪费社会的精美财富，做到“地无遗利，农无误作，物无腐败，品无重复余赢。”（第246页）
在康有为设想的未来社会中，劳动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既然未来的社会是建立在公有的基础上，一切社会财富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故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太平之世无所苦，所为工者乐而已矣”（第247页）。“故野蛮之世，工最贱，最少，待工亦薄；太平之世，工最贵，人之为工者亦最多，待工亦最厚。”（第248页）这里描写的工人状况，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状况，而是未来的大同之世的劳动者的地位。
康有为设计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但是，康有为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不懂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理解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杠杆。所以，他虽然写了渗透中西文化的《大同书》，描绘出一个色彩斑斓的人类理想社会，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只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把人类逐步推向美好的理想社会。
《大同书》表述的这种不成熟的理论，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反映了当时中国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不成熟的阶级状况，因而这种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陷入纯粹的幻想。然而，康有为《大同书》所表达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他那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精神还是应当肯定的。恩格斯在高度评价欧洲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地位时指出：“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评论，对于我们探讨《大同书》的丰富内涵，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大同书》包含着浓厚的民主主义思想。
康有为撰写《大同书》是经过长期的思考和亲身的社会观察，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几经修改而成的。康有为是当时到过世界各地最多、接触各国人物风情最多的中国人，其视野之广阔，见解之独特，表示了一个东方学者对世界问题的看法。他看到的当时世界是个悲惨的世界，到处充斥着痛苦和呻吟，他以同情世界人民苦难的笔触写道：“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忧患之人而已，普天下众生皆戕杀之众生而已；苍苍者天，抟抟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
（第2页）。
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中所受的苦难又最为深重。他描写中国农民遭受压迫剥削的惨况说：农民生活最为穷苦，胼手胝足，风吹日晒，辛勤劳动一年，被地租和赋税榨得颗粒不剩，啼饥号寒，转死沟壑，天下竟有这等不公平的事！他诉说矿工的痛苦说：采矿工人，赤身露肤，深入洞穴，潦水燃火，牛拖马拉；煤矿工人更苦，煤气熏灼，身手漆黑，触鼻恶心，常人一刻也受不了，而矿工却终生在毒气中工作，一旦洞裂地陷，压死不觉！他形容被迫出国谋生华侨的悲惨生活说：他们弃家离乡，万里渡海，漂泊异国，卖身为奴，筑路开矿，任人鞭笞，驱若牛马，瘴疠疾病，生死莫问，呼天谁知？
康有为这些控诉和描写，不仅是真实可信的，而且是尖锐深刻的，可以说这是《大同书》最激进的一部分内容，也是康有为民主主义思想的闪光。正因为康有为对穷苦的劳动者寄予深切的同情，所以敢于对封建剥削制度发出抗议的声音：“人民生丁斯世，既有仰事俯畜之需，而租税所需，迫于星火。征符杂下，胥役纷来，鸡豕任其宰割，室屋听其摧毁。或当水旱疾病，公租不偿，男子押追于牢狱，田园典质于他人。甚或鬻妻以偿，卖子相继，为人奴婢，分弃夫妻。惨状难闻，苦情谁救，牵裙挥泪，呜咽涕零，然且骨肉分离于前，吏徒敲扑于后。故元结以为官劫过于贼，而孔子以为苛政猛于虎也。”（第34—35页）康有为并不懂得阶级分析的方法，但他实际上是站在批判封建主义的立场上，用锐利的笔锋刻画出人民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痛苦生活。
第三，《大同书》呼唤人类相爱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季，哲学思想史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阐扬孔子的“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的观念，论证了人类生活去苦求乐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散发出浓郁的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气息。
康有为把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表述为人道，提炼升华为“仁”，并把这种“仁”的思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中，简直成了它感动人心的哲理性的思想灵魂。如果说人道主义是欧风美雨，属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话，那么仁道主义则是一种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达的人道主义，发展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这种仁道主义既有天赋人权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色彩，也具有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特有的人本主义思想。他把“人”与“仁”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他从自然“天性”和“元”的本体结合的轨迹上，推导出“仁”的基本范畴，提出“仁”是爱的本质，人际之间惟有爱是高尚的，即他说的“不忍人之心”。他吁请人们不独要与本国人亲，也要与全地球之人亲，还要与将来无量世之人亲。
这种仁道主义的哲学思辨，是从反对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人”摆在“天理”之上，有力地肯定了人的价值。他争辩说：“火齐、木难、水晶之珍，人犹宝之”，人是“天地之精英”（第133页），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社会有什么理由抑塞人才，遏夺人权呢？康有为主张，一切要以人为转移，以是否对人类有益来评断功过是非。他振振有词地阐述其真谛说：“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第5页）在封建主义视人民群众若牛马虫沙的时代，康有为大声疾呼，肯定人的崇高价值，提出世上的一切活动应为人类谋幸福，让世界上充满着爱，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应当说是很可贵的。
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专制帝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列举种种事实，控诉封建主义社会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从不同的视角，用中外古今妇女备受苦难的实例，大声疾呼男女不平等的不人道，说天下不公平之事，莫过于男人压迫女人，直到《大同书》的尾声还念念不忘地写道：“始于男女平等，终于众生平等，必至是而吾爱愿始毕”（第297页）。这些精彩的片断，都反映了康有为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也构成了《大同书》民主性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