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之道——部分优秀农民企业家访问记（下）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成功之道
——部分优秀农民企业家访问记（下）
“罢工是可怕的，怠工也是可怕的……一个企业，厂长既要有‘慈母’之情，又要有‘严父’之威，精心培养企业的‘群体向上’精神。”
8年前，当李桂莲揣着30000余元资金，领着80多名农村妇女创办大连新金县杨树房服装厂时，不知是否想到会有今日的光彩和气派：全国十名最佳农民企业家金榜有名；产品100％出口，无一索赔，无一返工，无一延期，年创汇1000万美元；外商下了飞机，不进大连市，直奔杨树房……还有4000万元的产值，600万元的利润，1500万元的固定资产。可用李桂莲的话说：把这些“死”东西并不放在眼里。她最珍贵的是自己领导下的3000多名职工。“这才是真正的财富”，她骄傲地告诉记者：“开起大会，鸦雀无声；散会干活，呼啦啦的，象冲山头，什么任务都能拿下来。”
呱呱叫的队伍，靠什么？李桂莲有自己最朴素、通俗的哲学：人，总是要生活的。厂长要想方设法叫工人心情舒畅。
李桂莲这么想也这么干。乡镇企业的工人，不吃“大锅饭”，没端“铁饭碗”，担心年轻拚命干，老了没人管？于是厂里实行了退休制。女职工要忙工作又要带小孩，拖累太重，厂里适时办起了托儿所。农村燃料不易搞，厂里送去了煤气罐。3000多名职工，无论谁过生日，都会接到厂长送来的祝贺蛋糕……
厂长投桃，工人报李。李桂莲每次外出开会，时间稍长，人们便念叨：“怎么厂长还没回？”服装行业规定，83分到94分是一等品。李桂莲提出口号：消灭一等品，全部优等品。检验结果，全厂产品都在98分以上。一次，一位工人只得了96分，他抱回衣服就哭，说没脸见人。
若以此认为李桂莲工厂那种“群体向上”精神靠的只是这种“慈母”法，那只是说对了一半。全厂职工，无人不知李桂莲当众宣布的23条厂规。犯规者，没有不受处罚的。只是李桂莲还有这样一个观点：“重罚只能使工人达到低标准，重奖却能使工人奔向高水平。”所以，李桂莲还是当“慈母”的时候多。
“办工业，不会，这没关系，干起来再学”。“不能等到学会了再干，时间不允许呀！”
这俩，一位是甘肃省榆中县甘草水泥厂厂长吕全福；一位是甘肃省酒泉市果园乡砖厂厂长于国华。你一言，我一语，分外投机。
这也难怪，他们二人的经历是那样相似，20多年的村队干部，搞农业，说来就来；开始办厂，一窍不通。吕全福建水泥厂时，还不知道水泥为啥要分“标号”；当于国华把第一台制砖机搬进一间简易房时，他问：“怎么每块红砖上都有两个洞？”听起来好笑，细一想，我国农民企业家有几个不是这么过来的呢？
这俩也有与众不同处。于国华从此开始走南闯北，跑了好几个省，专找制砖厂的门。人家保密，不让看，这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竟能想出不少办法溜进去，并且同车间的师傅交了朋友，最后又悄悄把师傅请到自己厂。“我也不知怎么回事，竟干起偷偷摸摸的事来了”，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吕全福的运气比于国华好，他进厂时就同几家大水泥厂挂上了钩，带着一批批农民去学习。工厂建成，第一批技术人员也回来了。他俩各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地学，到现在都成了“土专家”。于国华靠自己的新知识把砖的成本降低了1／5，而质量和产量都大大提高。吕全福则使产品合格率由61％升到100％，并且使产量大大超过设计能力。
善于学习，是攀登成功的阶梯，舍此无路。“学会了再干不是更好吗？”“不行！不行？”他俩几乎同时摇头。为了摆脱“干一天还挣不了一个鸡蛋”的日子，他们等不得了。吕全福说，“时间不允许呀”！
“经营上的风险，也是欺软怕硬。你越怕他越找你。当然，有一种‘风险’，不能不叫人担心……但不管怎么说，我要继续‘冒险’。”
问到办个体企业有没有风险，双鬓染霜的庄荣昌微微一笑。答案大出记者预料：
“许多别人认定的‘风险’，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有的企业赔大钱，有的垮了台，不是遇到什么风险。而是不会经营，或者是内部有不干活的‘寄生虫’、专门谋私利的‘蛀虫’。市场变化吗？那叫什么大风险？现在市场还不算活，比起有些国家的市场，那是小巫见大巫。办一个厂，上一个产品，只要你多多琢磨，仔细掂量，横竖砸不了锅。我前后办了十几个企业，没干成的少。”
庄荣昌不吹牛。作为河北清河企业有限公司的经理，他经营的近20个工厂，个个生气勃勃，仅生产精梳山羊绒的“三利”联合厂一年就可创产值500万元，创汇上百万美元。
可庄荣昌又说有风险。他的企业属私营性质，不比那些亏不亏好赖有人兜底的企业。他不行。一旦失利，倾家荡产，哪敢大意！“失败？有的。做买卖总是有赔有赚，香港的包玉刚、霍英东，恐怕也是经过几起几落才发起来的。失败一次，琢磨一次，下次就成功了，就能赔出800，赚回8万。”
人说庄荣昌生来就是块办厂经商的料。这话未免夸张。不过经营上的风险，他总觉得不那么可怕。他难以把握的，是另一种风险，说不定哪一天来个变化，把数年的心血一锅端掉。他说，中央政策好，省、地、县领导都支持，可就是有个别人老找别扭……他叫记者把他讲的此类离奇古怪的事在报道时隐去。有人现在奈何他不得，就扬言走着瞧。他苦恼：地、县委书记作后台，离职了怎么办？省委书记好，远水难救近火。他是土生土长人，走不掉跑不脱。苦恼一阵子，心中又亮：不就是白手起家有了几百万元的资产，全都明帐清簿标在那里……再说，近几年这么好的政策，谁想变，怕都不很容易！
所以，庄荣昌决心照自己的想法干，继续“冒险”。
“高明的厂长，不是只满足于自己有权威，而是要让手下的头头脑脑也都有权威。不能只向上面吵着要权，却舍不得往下放权。”
柴竹金谈权威，那口吻那神态，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乡办企业的厂长：“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没有绝对的权威，打不了胜仗。”
正如他领导的天津双街钢管厂的产品在市场独树一帜一样，柴竹金也总有与众不同的想法。他坦然地告诉记者，并不希望厂里职工都听自己的话。渴望有绝对权威而又不希望别人听自己的话，怪！
对宣传、表扬某厂长、书记在车间和工人一样干活，他很不以为然，认为那是笨厂长。“你的车间主任在干什么？你的科长在干什么？”他象问自己又象问记者。
如今，他的厂子已成了大“气候”。今年产值可达7500多万元，7年累计创汇2000多万美元，产品由市优而部优，成为响当当的免检产品。厂子一天天壮大，柴竹金手中的权却一天天少了。柴竹金说这叫：“己有之欲，应施于人”，就是厂长不能一面向上拚命要权，一面却把手下人箍得死紧死紧。在管理上，他向上要权，寸土不让；向下放权，豪爽大方。他的厂由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发展到企业内部层层目标制，以前掌在柴竹金手中的各部门的人权、财权、经营管理权，都已实实在在地放到车间主任和科室头头的手上。
主任、科长有职有权，干着舒心；柴竹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他看来，每个人在工厂都只应有一个适当的位置，厂长再聪明能干，总不能事无巨细，件件躬亲，总不能36行，行行都精。只有善于调兵遣将，使人各显其能，才能把自己的经营思想变成全企业的行为。他不无得意地对记者说：“车间主任们在工人面前有了权威，不等于是我在工人面前也有了权威。”
柴竹金放了别的权，却没放管头头脑脑的权和经营决策权。他有个原则：做错事，改了就行；做坏事，绝不轻饶。
“凡是成功的事，都已成为过去，我更看重的是今天、明天……”
对于偏僻的大西北来说，年产值1600多万元、利税500多万元的陕西省三原中国食品机械、包装机械技术开发中心美乐公司，真是一家大企业。可这一切的主持人——总经理郭建民竟是那么腼腆，不善言辞，问一句便小声地答一句，总把眼睛盯住一个地方，他似乎在想什么。
“我在想下一步”，郭建民说。谈起将来，他的话忽然多起来。这个人的天性似乎就是“想下一步”。
1984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食品、包装机械展销会上，“美乐”签订了1200多万元的产销合同，占展销会成交额的1／7，相当于上海30多家工厂的成交额总和。这是一个大成功吧。然而郭建民一人冷冷清清地躺在饭店的客房里，眼望天花板在想：厂里只有两名助理工程师，太少了，下一步必须建立起技术人员网……
1985年，北京又一次大型展销会。254家工厂与“美乐”竞争，而“美乐”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的成交额占大会成交总额的1／4。此时郭建民又在想，先搞简单的发酵工程设备，然后开发遗传工程设备……
1986年“美乐”的总产值已达到1600多万元，利税500多万元。它成为陕西省第一个年缴税过百万元的企业。现在，郭建民当选为“最佳农民企业家”，又有人称他为乡镇企业的“西北军司令”，但他对这些桂冠似乎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又在想什么？
“我想建立食品包装技术工程集团”，郭建民接着说。他的计划正在实施中。已有35个单位报名加入这个集团，有东南沿海省、市的一些科研单位与国营大厂，也有内地的一些较小的乡村工厂。“美乐”将成为“龙头”。
“我的设想是把科研与生产拧在一块，”郭建民说，“这样，今后发展的天地就更大了。”
他不喜欢讲过去，只全神贯注于今天与明天。也许，这便是他在自己走过的道路上留下一连串成功的奥秘。
成功者的足迹是闪光的。但我们的农民企业家朋友们并未被已经取得的成绩所陶醉。他们进京受奖，来得匆匆，去得匆匆，谈也匆匆，与昔日肩扛褡裢，陌生生、慢悠悠进城的“梁生宝”迥然不同。为什么？郭建民道出了他们此时此刻的共同心态，日渐加快的改革进程、同行们创造的业绩、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使他们产生一股强烈的紧迫感。他们都在争分夺秒地思谋着，怎样迎接新的挑战？怎样开拓企业、事业更加光辉的明天？
我们热切期待着优秀农民企业家的新成功，也热切期待着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企业家！
本报记者　刘允洲、吴长生、凌志军、蒋亚平、陈健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