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思想工作的艺术（之一）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探究思想工作的艺术（之一）
袁伟民
编者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思想工作必须抓，否则，就驾驭不住这支队伍，就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袁伟民在指挥中国女排打胜仗的过程中，摸索了一套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看起来切实平易，并无奇峰突起，却处处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彩。本报分五次刊登他的这篇心得。在政治或业务领导岗位却不会做人的思想工作的同志，尤其可从中得到启迪。
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常说：金杯是用心血和汗水铸造出来的。在中国女排执教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在做队员思想工作上所花费的心血，并不亚于带训练所下的功夫。
片面夸大思想工作的作用，变成“精神万能”，是错误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把思想工作看成可有可无，也是错误的。听说有的教练员曾用这样的办法：扣一个好球给多少钱，发一个好球又给多少钱。这是十分可笑的。
我们女排第一次拿世界冠军时，赛前可根本不知道会有奖金；后来参加大赛，知道有奖金了，主要也不是靠物质刺激。如果仅仅为了钱，有的队员恐怕也不愿意到国家队来受这份“罪”了。可以说，我们女排5次夺取世界冠军，思想工作都起了保证作用。
我在女排执教的8年半中，从我手中进出的国家队员达47人次。如今这些队员虽然都已离开了我，但只要我闭目一想，每一个姑娘的性格特征，都会活龙活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耐心疏导，水到渠成
人们常常把条件成熟、自然办成的事，比喻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做思想工作也有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问题。人家一时想不通，你不能强行硬来，非要人家想通不可。应该允许保留看法，然后想方设法，耐心疏导，直到他想通为止。
1982年世界锦标赛后，我们队伍“大换血”，1983年底输给了日本队。1984年还能否夺取奥运会冠军？起初，张蓉芳和郎平怎么也树立不起信心。郴州冬训开始，我找郎平谈心，问她有什么打算。她谈这、谈那，就是避而不谈奥运会的问题。我就直言不讳地问她，对奥运会有什么想法？她就象答记者问一样，模棱两可地回答，什么希望不小，困难不少，努力争取吧等等。还一个劲儿声称：我是有信心的，但队不行，新队员自身的问题，又不是我们能替代解决的……
我让她把心里的想法统统“倒”出来，然后根据她的观点进行分析。我说：你以前最大的优点是不断地追求，从北京队到国家队，从第一次拿世界冠军到第二次拿世界冠军。现在，无非是什么都有了，金牌有了，十佳运动员的称号有了……你也不是完全不想再拿，而是觉得困难实在太大，下很大功夫，吃很大苦，也许仍拿不到。再拿一个第二名，人家也不会骂，不是说没有常胜将军嘛！
这些分析，其实都点到了她的思想，可是她不服。她用我过去说过的话，驳我现在的观点。
她说：“你不是说夺取世界冠军要有物质基础吗？队伍调整，实力下降，物质基础不具备了，还要夺取世界冠军，这不是违背科学吗？……”我耐心地听着，又一层一层帮她分析。
我说：“要拿冠军，我们基本条件不是不具备，而且物质基础是可以创造的，现在离奥运会还有9个月，你还没有进一步创造，怎么就知道奥运会夺魁不可能了呢？！人的潜力是很大的。要想干成一件事，下一般决心和下死决心其效果大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平时力气很小，一旦着火了，看到屋里的财产和生命受到威胁，他冲进去，可以抢救出平时怎么也搬不动的东西呢？！其中就有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截断自己的退路，下死决心要夺取奥运会冠军，那么就有可能挖掘出在一般情况下挖掘不出的潜力，就有可能把9个月变成18个月，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思想与行为的关系来看，人的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想决定着人们行为的方向和程度。倘若我们思想上对奥运会夺魁就没有信心，只是走着瞧，试试看，能拿不能拿，到时再说，那么怎么还谈得上在行为上发挥最大的能动性呢？！……”
郎平听着，掉起眼泪来。她觉得教练讲得有道理，又觉得眼前的路，实在太难走了……
这次谈话，对郎平是有触动的。这些道理，后来又经过举一反三的灌输，她终于接受了。
那天，我还找张蓉芳深谈了一次。没想到她哭得比郎平还厉害。作为一队之长，她的地位，决定了她的想法，决定了她的难处。奥运会对她来说，又是最后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她希望在自己引退时有个好结果。可是，看到队伍更新后水平下降，自己胰腺炎手术后身体情况又不佳，她感到棘手，感到前景渺茫……
她认为不是自己不努力，她很想最后争一争；她觉得自己已经忍受了体力上、精神上很大的痛苦；她感到委屈，哭得那么伤心，甚至抽起筋来，急得我和杨希忙给她掐“人中”。
我对她说：现在你是队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连郎平也看着你呢！我跟她一起回忆，过去我们这个队是怎么从艰难中走出来的，激发她信任这个集体，真正把队长这副担子挑起来，带领大家，下死决心去夺奥运会这块金牌。
我知道，如果张蓉芳、郎平对奥运会夺魁没有信心，那么，这块金牌也就很难拿下来。所以，冬训前期，我们一直给她们俩反反复复地解决一个信心问题。一次次谈，一点点抠，总算把她们的思想“转”过来了。后来，她俩不但自己想通了，还去做别人的工作。一个冬训下来，全队的信心问题也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本文摘自人民体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我的执教之道》一书）